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李登军（市北区城市管理局山东青岛26603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旺盛的生命力和很高研究价值。

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有许多缺点，因此要正确看待，取精去糟。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哲学；中西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管理哲学，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各行业及各类书籍中，例如九流十家、医道、养生等等。

这些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治军的精髓所在，也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

本文首先探讨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哲学，分析和总结了其内涵和特征，并说明了这种管理哲学的优缺点。

最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作比较，分析论述不同之处，希望可以科学的做到取精去糟。

这有利于让传统的管理哲学更能适应当代社会的管理实践。

1、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哲学的内涵与特征第一、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且富于智慧。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出的理论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

也有论者从宏观现象上来理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简要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世代相传，且富于民族特色。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文化有几个特色：一是概念繁多：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等；二是百家争鸣：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苟子》；仁、义、礼、智、信；中庸)、道家(老子、庄子；道德，无为、逍遥)、墨家(墨子、《墨子》、兼爱)、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子》)、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农家、小说家、兵家、医家等；三是种类丰富：举大类而言就有琴、棋、书、画、十二生肖、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国戏剧、中国建筑、汉字汉语、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民风民俗、衣冠服饰、四大雅戏、动物植物、器物随身、饮食厨艺、传说神话、神妖鬼怪、旅游文化、方言文化……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富于智慧，这从《周易》、《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几部闻名中外的经典著作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又广泛融会东方各国乃至西方文明的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又以历代诸子百家为辅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又全面涉及人与万物和谐与共的文化，是一种富于百家管理智慧又具有无数成功实践的文化[1]。

管理是思想，是技术，也是一种文化。

文化有鲜明的民族性，又是长期积累的精髓。

不同文化之间难于取代，因而无论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都不可能照搬照抄，一定要植根于本土，才能成功。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提炼和整合东方各国优秀的管理文化，形成了以《周易》、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有关管理思想和方法为主体的管理哲学。

按照现代管理的表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治国的管理思想和微观治生的管理思想。

从历史阶段分，又可以分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以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管理为代表（继承中国、洋务运动传入）和以新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是一种具有真正实践意义的行为。

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

所以，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

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

第二、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才能因差异性体现自己的出存在价值。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宗教、宗法、伦理紧密相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

首先，哲学特点以思想文化核心（而不是以确定规则为中心）、以德为先、利益为辅。

其次，综合性和系统性。

第三，教育先导性和整合性，没有专门的管理学科分类。

从小教育、三字经、千字文开始。

第四，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包含维护封建礼制、封建社会体制的意义。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君臣之礼等：“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指：德、容、言、功。

同时，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文化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和负面影响：重政治而轻效益；重专制而轻民主；重人情而轻法制；重情意而轻利益；重均同而轻个性；重生产而轻流通；重伦理而轻科学[2]。

第三、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取舍。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管理思想与科学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原则很相近。

儒家文化中的勤俭敬业精神、经商之道、人才观念、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与现代管理要求的人本观念、经营观念十分近似；兵家的战略思想几乎完全可以应用于现代经营战略管理。

这些精华我们应予以取之。

当然，传统文化毕竟在封建社会里浸泡得太久，有太多的糟粕。

诸如等级观念、集权意识、血亲观念、人治意识、依赖意识和奴性意识以及家族制式的管理模式等等的糟粕，应予以舍之[3]。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对传统不能抱着凝固的、僵化的态度。

继承传统就必须赋予时代的内涵、活力，融进科学文明的现代意识，适应科学管理制度创新需要。

否则，传统文化就不会有生命力和活力。

我们必须树立立足当代、取精去糟的争取态度，批判地改造传统文化，为科学管理制度创新营造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氛围。

2、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别，中国文化注重的是“情、理、法”，而西方则为“法、理、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管理更需要侧重于人的管理，因为人情往往是绕不开的结。

管理作为一门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需严谨的推理演绎和认真的实验来证明其正确性，且存在各种公理、定理，为人们所统一认识。

管理无定式，尤其是西方管理学派的多样化足以说明这一点，如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丰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行为学派等等。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也建立有大量的数理模型，从无数经营管理的数据中归纳其特点。

然而无论哪一种管理学派，其落脚点都必须是解决管理的有效性，唯有有效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就在于其文化内涵中可体现种种管理流派的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代表国学论作中汲取精华，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当受益无穷，读国学一本，胜杂书万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管理者正将中国的国学作为治理企业的妙方。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

新加坡的发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哲学的积极运用的典型，区区一个弹丸之国，竞能30余年保持近9％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全球明大金融中心之一，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金，堪与欧美抗衡，且保持亚洲最具效率和廉洁度的政府形象，皆因其大力提倡的儒家治国思想[4]。

第一，如何认识中西管理思想文化。

现代流行的西方管理文化产生于资本主义。

我们不迷信于西方（欧美代表）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对我们民族其良好作用的思想方法与策略；同时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

对待西方管理文化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欧美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财富、非物质），传家宝。

与西方社会有区别。

中西方文化都是产生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阶级社会、一定阶级立场产生的，具有二重性。

有统治阶级立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属性。

以儒家（诸子百家之儒墨道法兵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融合。

我们不能停留或复古传统文化的阶段（现代存在又复古风气），而要批判性继承、发展优秀的文化，摒弃腐朽的文化，实践创新，丰富我国优秀的文化。

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中西方文化的人性假设。

基于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理解的本质差异究竟又是如何呢？这是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从本质上讲，人性假设是对一定历史阶段现实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某种抽象，也是一定时代价值取向的人性预设。

从文化层面来解读中西方人性观之差异，必须把握最基本和核心的成分，这就是“性善”与“性恶”之分。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性善”学说；而西方传统文化则倾向于“性恶”认知。

这种本质性差异在中西方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形成中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泾渭分明的核心所在。

在西方近代，无论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X理论，还是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的Y理论,其核心理念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

西方“性恶论”认为，尽管牺牲自己利益来为公众谋取福利的人也有人在，但这毕竟是屈指可数，其行为不能作为人群的普遍现象而加以归纳和提倡。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并且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就会干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和公众不利的坏事。

所以，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就是：使坏人无法干坏事。

其主要手段是建立相互制约的体制与机制。

最为经典、也最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美国“宪法之父”富兰克林起草美国宪法时的假想。

富兰克林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家权力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假设国民不幸选举出了一个“恶人”当总统，而这个总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中也无法干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