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智慧中华民族生存的“致中和”的思想光辉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任何一个民族要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被大浪淘沙淫灭在历史的海洋中，都必须依靠民族这个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火种；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必须能够稳定地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这是一个民族获得自立的基本根基；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一定是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这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必备智慧。
历史的演进和世界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在无法撼动的事实中都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存在着生存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
在紧要关头对历史进行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
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
在当前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审视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绝不是什么虚幻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中探寻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去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
纵观中华文敏的发展史，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
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
总结中国历史，探究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战争能力大小高低，民族的耐受持久能力和思想文化同化能力，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
中国民族之所以历史不间断地存在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其所具有的那种悠长耐久的反战能力和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不能不说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
在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中，中国华民族在反战抵御外敌入侵、保存民族发展实力的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在于思想和文化的强大，这种思想和文化上的天生的优越感是熔铸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的。
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这种智慧体现的是适可而止的“中庸”、“致中和”的人生理念；表现在政治上，中国似乎从来的都是文官的职务高于武官的职务，武官的尚武行为总会受到文官的有节制领导和文明的制约，这从中国官职机构的设置上也可以得到验证，比如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皇帝专制之下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权分立制，有他们分管全国的政务、军务和百官的监察工作，虽然其间有变化，但由文官担任的丞相的职务始终高于由武官担任的太尉职务；就是担任太尉（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的武将，也或者是政治家出身、或者文人学者出身，也多是先成“家”或者成“学”之后才成为军事家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担任的是武将职务、兼具的是武将身份，但其文化学养思想也都是十分了得的。
比如《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作者吕尚，也就是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本是齐国名士。
《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
《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
《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
《孙膑兵法》的孙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学子。
《孟德兵法》的作者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
就连让金兵闻风丧胆的岳飞，也能写出《满江红》这样的豪放诗词，至于诸葛亮、刘伯温也无一不具备深厚的文化思想素养。
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可以说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中国的“致中和”、中庸思想和武将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战略必然是有节制的对外抵抗，概括起来说可用八个字来表达，那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面对强敌，坚决反击，这就是强力反弹。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这就是有限扩张。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
唯有中华民族深深懂得“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的道理，在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确保胜利的阶段之后，适时地采取节制措施，将战争有效地控制在可以控制的有效范围之内。
从世界各民族的生存发展来看，中华民族的这种处理战争的智慧和高超技巧，恰恰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所不具备的。
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生存发展史是统一为主的发展史下面笔者想结合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应对所面临的五次民族危机，谈谈中华民族这种在“中庸”、“致中和”思想指导下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智慧。
在梳理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中，也感受我们中华民族在战争的血火中凝聚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战争艺术。
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痛切体会到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性。
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故事，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不仅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
由此大禹在神州大地上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
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
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始终在统一与反分裂的轨道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前行，并最终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夏，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独创的一种较为松散的国家统一形式。
至东周，也就是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到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60年，分裂时期。
西晋，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9年，只算共和国60年基本统一，其余近110年全部记为内乱、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秦帝国之后的后两个千年，统一时期为122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最终都归于统一。
其中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中华民族应对民族生存危机的智慧与适可而止、伸缩自如的战争艺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
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
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纵观中华民族在四千余年的生存发展史，中华民族先后有五次面临民族生存危机，在每次危机来临之际，统一立都会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
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
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
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
四夷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四面进逼中原，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当时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通过“九合诸侯”，九次联合反击，最终把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有效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
尤为值得沉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几乎同时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
中华民族通过这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伸展。
而处在边缘地区的诸侯则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这些都明显稳固和壮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从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
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第二次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