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弃疾词的异同浅析
仝辉
（中文071 学号070711127）
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苏轼、辛弃疾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初文人惯用的用词佑觞,遣兴,娱宾,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辛弃疾的词都以“豪放”为特征,人们谈诗论词,总喜欢将二人以“苏辛”并称。

纵观苏、辛二人的词风,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苏轼奠定了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同为豪放派却又不尽相同,就是说,苏辛在词的创作上都朝着同一方向发展,有共同性和连续性。

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性和艺术修养等各不相同,因而艺术风格貌似而神异。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苏轼、辛弃疾的词作一略比。

一
众所周知,苏轼生活在北宋末期,当时,新旧党争激烈,阶级斗争尖锐。

民族矛盾方面,北宋西北边境虽然也有强敌压境,但尚未造成对宋王朝致命的威胁。

这种时代的特点,就表现为他以道事君,遭仕途坎坷之后,依然直道而行,保持士气文心,一生善处忧患,表现为他始终关心国家政事,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
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一怀正气,傲对群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伦)
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处之坦然,忧乐不存于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定风波》)
由于边患的存在,他抒发自己的壮志雄心。

在咏物词方面,开始把咏物和人事结合起来,借咏物抒发自己兀傲独立的个性,写出自己卓然不群,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的人格。

因此,人们说,读东坡词,要从“尚余孤瘦雪(梅)霜(菊)枝”(《定风波咏红梅》)“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处领略其词妙处。

(《荷花媚荷花》)
到了辛弃疾所生活的南宋,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

和战之争代替了新旧党争。

国家内忧外患,各种矛盾愈趋尖锐。

于是在词坛上,辛稼轩沿着苏轼所开拓的道路又前进了一步。

用了更多的篇幅抒发要求收复中原,统一南北的愿望。

对朝中的主和派面临山河破碎,依然醉生梦死的现象给予激烈抨击、嘲笑和指责。

如果说《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曾使皇帝感到不悦的话,那些愤世嫉俗、反映世态人情的词作,更能如实地刻画那些坐在火山顶上寻欢作乐的人们的丑恶嘴脸的。

在创作方面,除收摄了美丽如画的山水秀色之余,对人民疾苦也给以关切。

在咏物词方面,把那些咏物写志的题材与国破家亡,救亡图存的现实结合了起来。

二
苏轼以其创作首先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为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宋王灼《碧鸡漫志》),开始革新词风,在词的内容上扩大了词的题材,体现在词作上,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诸如报国壮怀政治理想,民生的疾苦以及农村风光等。

例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自己早年的政治理想;《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寄托个人报国的情怀;而《浣溪沙》五首描写农村风光,展现了农家生活。

与苏轼相比较,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精神,抚时感事,洋溢着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辛弃疾的词同样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可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沿着苏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辛弃疾的词反映的生活面更为广阔。

如以抗金斗争为题材的作品较多,无论是登临怀古、游赏、送别、咏物等等,词作者都倾注了自己的情志和襟怀,誓要实现理想,抗金宏愿以及献身精神,尤其是种种的战斗经历,壮志难酬的悲愤不平,均在词中有所体现。

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抒发壮志难伸的郁闷心情;《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反映恢复中原的理想;《永遇乐》(千古江山)表现了壮志难酬的愤懑不平。

如果说苏词开拓了词境,做到了“无境不可入,无处不可言”的境界,那么辛词的境界会更高,因为在后者的词中更加注重反映时代的脉搏和精神,让读者从中更加感受到一颗赤诚、炽热的爱国之心。

三
从艺术功能的角度讲,同诗一样,词也是抒情言志的。

细品苏轼的词,就不难发现苏轼“以诗为词”,在词中不仅运用了诗的一些表现手法,而且还把词看作和诗同样具有咏怀言志的作用,这样就使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了释放。

辛弃疾也是这样,十分重视词的形式,往往冲破词的格律形式,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以诗为词”的革新精神。

词到了辛弃疾之手,没有不可运用的题材,没有不可描绘的事物,没有不可表达的感情,这样,词的内容和描写范围较之以前更加扩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辛弃疾以文为词,把词散文化,实际上是对苏轼的“以诗为词”的进一步发展。

在苏辛词的艺术风格方面,苏、辛同派,都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雄壮高亢的音调、神奇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主观的热烈的抒情,议论纵横。

如果细加区分,我们会发现,苏、辛在词境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苏轼多在豪放之中表现出飘逸洒脱,旷放自然的韵致;辛词则呈现出悲壮苍凉、沉郁顿挫之美,词情热烈而凝重、激切而深沉。

“稼轩的豪放,不仅表现在物象的雄伟,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思想内涵的豪放。

辛词中,物象之壮与心志之壮往往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词中。

即便是表达旷达或悲慨风格的词也透出一种豪气。

东坡的豪放主要表现在物象的雄壮,物象之雄与心志之旷和谐统一在一首词中。

因此,苏词风格主要是冲淡、旷达和飘逸。

”(韩楚森)叶嘉莹《论苏轼词》曰:“辛词沉郁,苏词超妙。

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逸之怀”。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词的形象和意境都是通过文学来表达的。

苏轼词的语言,一改花间词人的镂金错采之词,多方面的撷取前人的诗句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词、还是李杜诗,韩柳文,往往都信手拈来,达到了“用旧合机,正啻其口出”的地步。

辛词亦然, ,但丝毫看不出生搬硬套的痕迹,而辛词巧妙飞动,警策异常,与苏词相比,语言更显得峻峭激越,铿锵有力。

总之,苏、辛同派,异中有同。

在豪放派之中,苏、辛词具有不同的功绩和地位。

苏轼为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其开山之功不可没,而且也给予辛弃疾以深远影响;辛弃疾为豪放派的集大成者,更加规范,更加成熟,更加具有豪放词的特征,因而使苏轼开创的词风在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