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

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

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

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及“欺骗”等几种违法的行为方式，那么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才是刑讯逼供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规定》对什么是非法证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被穷尽，这也给法官自由裁量，制造了障碍。

该规定还有两点问题：第一是“回避了‘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第二是“口供的排除只针对‘刑讯逼供’这一种情况，没有‘威胁’这个种类”。

并且条文也只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并没有对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做出规定。

虽然通过“补正”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否的依据，但是立法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方便实践的运用。

其次，法律责任承担主体较单一。

当有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实行了违法取证，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体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集体责任和国家责任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认可的责任归责方式。

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1.法律规定的缺陷由于相关条文对何为“非法证据”的界定的范围太过狭窄，仅仅“锁定”了几种具体违法手段，却并没有对其他方式取得的供述是否采纳进行规定。

例如“超期羁押期间获得口供，违反法律关于讯问时间、地点，询问人身份，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是否少于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个别进行”及违反法律关于首次讯问回避权的告知、聘请律师权及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的相关规定。

正是因为条文的狭窄简单，覆盖性不强，变相的“刑讯”已经广泛出现，而不局限于条文规定的几种形式，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不乏出现诸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陕西麻旦旦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

2.侦查权利的滥用首先，传统的侦查思维模式使侦查机关追求打击违法犯罪，提高侦查和破案的效率。

在观念上没有接受“宁枉不纵”、“程序正义”等思想，不能接受因遵循了法定程序，而使侦查权受到各种束缚的观念。

其次，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承担着侦破案件的主要任务，而法院在审判前是不能参加任何活动的，不能进行监督，受害人只能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寻求救济。

那么，这样的审查与监督无异于“自我审查”，并更加纵容了侦查机关对权利的扩张，使之理所应当的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取证。

最后，在我国，看守所和刑侦部门都是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置的，所以看守所是直接为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刑侦工作服务的。

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透明度不高。

3.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被搁浅《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辩护方承担非法口供初步的证明责任，然后控方承担证明合法性的责任。

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性。

然而实践中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转移给控方。

法庭上控方作为掌握大多数证据的一方，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证明责任，法律也没有任何强制性规定。

即使刑讯逼供的辩方，法院也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可由于控方的不配合，法庭也变得“爱莫能助”了。

1.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思想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日趋一体化。

其核心理论基础都是“政府只有在遵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保障的前提下，才能采取限制或剥夺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以及给个人定罪判刑”。

保障人权同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在价值之一，是现代法治的体现。

2.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利，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排除规则的不断完善缜密会使司法机关首先在理论意识上有权力的限制，使得侦查机关能够时刻遵循法律的规定，让非法证据排除这种程序正义的思想深入人心。

正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痛苦将提示软弱者作出交代……无辜者处于比犯罪更坏的境地”。

可见，建立更加完备的刑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已是当务之急。

3.维护司法权威、司法公正近年来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例子，这是由于我国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已根深蒂固。

也已形成只要遵循实体能得到结果，程序法只是形式罢了。

“而没有认识到程序法所不依附于实体法而独有的内在价值，更未理性认识到有时违反诉讼程序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远远超过违反实体正义的结果”。

由于过分重视实体法，忽略了程序正义，致使错案频发，公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权威的树立。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杜绝刑讯逼供的建议1.明确法律的界定要进一步明确“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概念的含义。

为了更方便而准确的界定非法言词证据，法律应该对其外延作出更具体、详细的规定。

条文的规定始终以保障人权为理论基础，然后具体罗列其他手段。

例如将剥夺休息的权利、使被讯问人忍饥挨饿、疲劳、声光刺激等其他心理和生理折磨方式进行列举。

2.细化相应惩罚制度对于惩罚机制来说，应该改变以国家责任和集体责任为主的责任承担模式，应该加入对个人惩罚制度的规定，使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相结合。

相关条文应当加入关于侦查机关内部惩罚制度规定，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严格追究责任。

可以参考行政责任并进行赔偿，在思想上预防进行刑讯逼供的动机。

针对控方不作为，《规定》虽然表明：“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经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又有什么后果会因为侦查机关怠于履行举证责任而不利于侦查机关？所以应明确，如果不提供或不充分提供证据，以及应当出庭的侦查人员拒不出庭，就可认定被告人在审判前所作供述为非法言词证据。

其将受到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和案件以外的惩罚。

3.确立可行性救济制度针对法官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和控方将“非法”变成“合法”，损害辩方的宪法权利，“应当赋予申请排除某一非法证据而没有得到许可的辩护方，通过上诉来获得上级法院加以复审的机会。

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可以纳入上诉法院审核范畴。

申请人或者还可以先向做出决定的法院申请复议，如果不满复议结果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核。

在此期间原审理应中止，等待复议复核的结果。

1.以保障人权思想为核心在国际一体化的趋势下，民主化的刑事诉讼也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

保障人权的思想更是体现在反对酷刑、不人道和其他侮辱人格等相关文件中。

过去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不稳定，惩罚打击犯罪是当时的追求目标。

然而当今社会情况相对稳定，各国对人权的重视也是符合发展潮流的。

我国也秉承与国际接轨，构建和谐社会，当然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时刻体现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2.注重口供以外证据的收集我国刑侦的传统思想是非常重视口供作用的，如果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节约成本提高办案的效率。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就要从侦查人员的工作思想上进行转变，使之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是对口供以外的证据进行收集和保存。

这种转移虽然暂时会使办案效率下降，但会逐步提高侦查水平和技术。

1.规范审讯活动应当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入讯问场所前，建立健康状况检查制度、并建立健康档案。

如此，被讯问人的身体状况有了参照标准，对于判断其是否受到非法讯问，提供了可靠依据。

同时对审讯场所的地点进行规范，在侦查机关或规定以外的地点不能进行讯问。

也就是说一经拘留审查就得及时转入看守所，而不在警察机构停留。

还要保证被讯问人所在场所的环境符合基本人权条件。

2.实行讯押分离在我国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导致在看守所讯问和在侦查机关内部讯问没有实质的差别，看守所作为羁押的执行者不会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活动予以有力的监督。

所以，羁押场所应该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各部门之间有效的监督作用。

3.借鉴国外的律师在场制度律师在场权在国外看作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律师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着重要作用。

律师在场制度指“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辩护律师有在场旁听、监督的权利。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被讯问人的权利，还可以对整个讯问过程进行监督。

综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已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这是现代法治、民主法制的表现。

然而在构建的同时，还要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使程序的价值体系具备多元化特征。

刑事非法证据的日臻完善，会对我国的程序法的严格、刑侦思想与刑侦技术进步有很大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技术引进”，所以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排除规则、杜绝刑讯逼供还要结合“本土”的环境，才会有更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