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一.近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1、发展趋势——走向西化；由封闭落后走向开放进步，走向近代化。
2、突出特征——中西合璧、新旧并存。
但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
3、影响中国近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由于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受到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民主思潮的推动等。
4、具体表现：（变化最大的城市是上海）（中国的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变化不大。
）①鸦片战争后，西餐开始在中国出现，西装传入中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西装和中山装开始流行。
②出现西式建筑，宽阔的马路、自来水、电灯等；③出现近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如轮船、火车、电车、汽车、飞机等；电报、电话等。
④人们可以阅读报纸、听广播、看电影等。
⑤社会习俗的变迁：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剪辫易服、废止缠足等法令；社交礼仪采用握手、鞠躬；称呼采用“先生”、“同志”；辛亥革命后实行阳历，增添了国庆、元旦等新节日。
清末民初，受过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男女开始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由；出现西式婚礼和葬礼。
（揭开“剪辫易服”序幕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学童；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也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
近代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婚丧礼俗；）二、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演变1、传统的代步工具逐渐被新式交通工具所取代，牵引动力由人力、畜力向机械演进，是交通近代化的趋势。
2、1865年，中国造成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中国近代轮船业开始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1906年，天津创办了有轨电车交通系统；1924年上海出现公共汽车交通系统。
近代中国大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自行车仍是市民的主要代步工具。
3、中国铁路的诞生19世纪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中国铁路的诞生。
1909年完工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4、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架设电报线，成为中国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始；1882年，电话在中国出现。
5、近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进步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推动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使信息的传递变得快捷和简便，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快了生活的节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近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1、知道中国近代前期的一些代表性报刊及对近代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办报的先例。
维新运动中《时务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报》、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
作用——成为宣传改良、革命和新文化的武器，发挥着制造舆论、唤醒民众的重大启蒙作用。
2、影视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①1905年，中国人自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
②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拍摄成功。
③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这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3、互联网：1993年，中国第一条互联网专线正式开通。
（“网络媒介”被称为“第四媒介”，另外三大媒介分别是报纸、广播和电视。
）认识互联网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互联网集另外三大媒介的优势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费用低廉。
催生着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新观念和新模式。
互联网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改变了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等。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