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爱玲作品有感一个女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太出格的事情）,男人都不应该对她在大街上动手。
因为这样显现的男人自己不仅仅没有风度，同时也会惹来众多人的指责。
有句话说女人天生是用来疼的，岂能用暴力就能解决事情。
《气短情长及其他》中第一则就揭露了男人的臭毛病，也看到了女人对爱的态度。
很多时候女人需要男人去哄，去说好话的（哪怕你不是带着本意出发的），也需要男人去投其所好。
第三则写家主，倒好像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人，没有谁雇佣谁的问题，说明当时整个社会背景在发生变化，民主的思想也在渐渐深入民心。
在任何时候，社会大环境的变化都会促使一些人变化，有的人成长起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有的人却被束缚在固定的圈子当中，没有跳跃的可能。
狗的鼻子是凉的，那会我家的花花还活着，我有摸到过。
可惜它被一辆过路的汽车给碾死了，那会母亲还为这件事几天也乐不起来，心沉沉的，专程给我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也弄的我有些叹息，心被戳痛了好几次。
今天在张爱玲的文章中看到她也有写狗，不免脑海里又闪现出我们一家人和它玩耍的情形。
我们这家子人就是这么重情的人，说不上来为什么。
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说做这个事情是吉利的,做那个事情不吉利,就连结婚的、丧葬的都要选一些良辰吉利日子方可。
这些日子的来历估计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直延续至今，或许还真有那么些道理。
反正我们这一代人倒不忌讳什么日子了，大的一些好日子还记得一些，细碎的小节根本不知道什么。
父母那一辈的人也是零零散散地知道一些，似懂非懂的，但在我们面前还装成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好像在宣示着她们是有经验的。
也常常在阴天里背着父母把头发给剪了，回家后被母亲责令一顿便了事，说以后结婚的日子会下雨什么的。
我是很不相信这些的，也没把这些日子当回事情。
《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
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桃李争春》中的妻子为了保住死去丈夫的后脉，可以和丈夫的情人一起生活，这些戏剧性的剧情似乎有些不太可能，却被搬上了银幕，或许只是为了搏得高额的票房，但确实不得不让人去延伸思想思考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
在《烬余录》中，当时的香港沦陷，整个经济瘫痪，一切都似乎在围绕着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食物来运转着。
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
这一点在现在的广州、上海、北京、重庆演变的比较发达。
她描述的是香港战前、战中、战后的状况，由环境到人物，再到人物的一些神态和行动，每一笔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
她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是的，曾经一起海誓山盟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曾经一起长大的发小，如今为何如同陌路，少了交谈？曾经的亲情，如今又为何七沦八落的，反目成仇？拿不准的东西总是那么的多，让人有些时候难以喘气，但也不得不默默地一个人在心底压着。
在死亡和生存的面前，只有活着才是最高的理想。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
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
所以张爱玲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
张爱玲的著作能够红极一时，在那个年代或许就是她抓住了这个点，亦或许她高攀了当时政局里的宣传部长胡兰成，但也不乏她本人的才华和魅力。
她是一个同情底层社会群体的作家，是个带有正义感的女性，更多时候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呼声。
这一点在她的作品《打人》中可以看出。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现在的社会，这种现象又何尝没有呢？曾有一次在方山县城里，见过一个交警队长给一个下属一巴掌，很是气愤，反而这个下属却笑脸相迎，还说着客套的话。
这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是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的，这便是社会了。
在张爱玲看来，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
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
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
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学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人云亦云。
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
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
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
"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
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
有时候用他人的口吻来写他人的生活，有时候写阶级和阶层的斗争。
说人家所要听的吧，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
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
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不管怎样，谁不想这个社会充满真善美，进而光整社会秩序？这就是整个世人的宇宙观。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前些日子，一直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发愁，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犹如丢了命一样，轰轰恶恶的，丝毫没有了活着的生气。
不明白自己每天究竟想做些什么，一味地钻进了钱眼里，除了钱还是钱，似乎钱可以摆平所有。
后来想想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还有自己的女友，一下子又感觉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心里又安慰了许多。
古话说：没结婚，先看你的丈母娘（因为丈母娘就是妻子老来的影子）。
这句话貌似有些道理，但又有些不太靠谱，我倒是不会相信这句话的。
但是看丈母娘来挖掘她女儿的性格和一些看法或生活习惯，倒也能看出几分来。
《双声》以爱玲和她的挚友獏貘梦一起买鞋后在咖啡店吃饭聊天的形式出现的。
她们聊各个国家间女人和丈夫的感情，也聊出轨的问题，似乎她们之间无话不谈。
我有点羡慕了，一个人的一生能碰到这样的几个关系这么好的人，是多么惬意和欣慰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没有人会刻意对你好的，除非他或她是对你另有所图。
对于《私语》，她没有隐瞒什么，而是剖析了自己的一些过去。
8岁以前，她和弟弟在天津渡过，也去过北京，母亲和姑姑一起出国留洋后，也没有照顾她和弟弟，这倒没有给她的生活留下什么缺憾，但父亲找了个小姨太太与她们一起生活，多少也给爱玲这样的女性增添了很多的顾虑，在这里她没有提到更多。
按她当时的物质生活总的来说，已经算是小康级别了。
就算放在现在的社会，也绝对称得上是中上层人民了。
8岁后，她随父亲来到了上海，当时母亲也留洋回来，在一定程度上，母亲和父亲成了两个人物，在思想上彼此也有些不融合了，这点或许也是很正常的。
最后没有办法，她的父母还是走上了协议离婚的道路，母亲去了法国，父亲吸食鸦片，继续沉沦。
当时的张爱玲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中学毕业后，母亲回国。
她向父亲提出留学的事情，但因沪站发生，也被搁置了。
因为这件事情的挑唆，父亲打了她和姑姑，可姑姑终究还是偏袒她的。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后来预备着考伦敦大学，但是因为战事，即使考上了，也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
其实在她的心里，她所渴望的依旧是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温馨的家，因为家是避风的港湾，家是疗伤的园地，家是快乐的源泉。
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喜悦的事情必然会有悲伤的事情。
细细地回想，快乐的事情似乎总比忧伤的事情要少的多，所以总有人在说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总有人说自己是最受伤的一个。
其实不然，生活当中，你有亲人、爱人、朋友的陪伴，那便是幸福了。
家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快乐的元素，没有家何谈其他？快乐需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发现，没有人会说什么什么便是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