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对威尔第与普契尼歌剧创作之影响世界歌剧的历史,是从意大利开始谱写的,歌剧于1600年左右在佛罗伦萨诞生以降,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经过几代作曲家创作、积淀,终于在威尔第、普契尼的创作中达到了又一个顶峰。
全世界的歌剧发展几乎都是不可避免地在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下进行的。
威尔第与普契尼的歌剧创作有着极其相近的共同点,他们都十分敏感、十分准确地观察透视着他们身边的社会情况,用符合社会心理的思想指导歌剧创作,但是,他们之间又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当时社会形态的差异,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创作,影响了他们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方式和程度,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因而使得他们作品的社会价值就有所区别。
虽然他们的歌剧都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歌剧与他们的社会、思想联系起来,又把他们之间由于所处的环境差异而导致作品的不同来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准确地学习研究两位作曲家的作品,进而更好地诠释两人的音乐,都将大有裨益。
一、社会环境对威尔第歌剧创作的影响威尔第于1813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布塞托(Bussto),家境贫寒。
这个时代是意大利人民饱受外来统治,没有自由的年代。
从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之后,法国等国家在意大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占领,意大利人民处于近四个世纪的受压迫的痛苦之中。
他们反抗外来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逐渐高涨。
威尔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民族独立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动;他不仅是一个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并且是一个直接参加者,这种强烈的意识在他的歌剧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歌剧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威尔第的成长过程里饱尝艰辛。
1832年夏天,他曾请求考试进入米兰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而被拒绝,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他只能一面工作一面继续艰难地学习音乐,寄人篱下、生活拮据的情况使他逐渐形成了男子汉的信心和刚毅性格。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成长为坚定的民族运动战士,然而,新的共和国并没有摆脱专制统治,并没有使得意大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一切都助长了意大利人更加渴望自由、渴望民主的民族愿望,在威尔第的一生中,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驱使他一步步走上歌剧大师的顶峰。
从表面现象看,政治的纷扰往往干扰艺术的发展,但实际上不可能阻碍艺术的发展进程,而往往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能够产生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
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引起的欧洲战争之后,贝多芬开创了欧洲音乐的新风格,欧洲的音乐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征。
在歌剧方面,“18世纪是意大利喜歌剧作曲家契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1749―1801)和帕西埃罗(Giovanni Paisiello,1740―1861)的全盛时期。
前者的歌剧《秘密婚礼》和后者的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是罗西尼的同名歌剧问世之前最受欢迎的喜歌剧之一,是当时意大利乐坛的两颗明珠。
”意大利歌剧度过了这一段繁荣时期之后便日趋没落。
人们逐渐喜欢描写人情的、音乐华丽的的歌剧,罗西尼(Gioacchino Antonio Rossini,1792―1868)成了最受欢迎的音乐家。
他的歌剧以其独特的华丽抒情的风格风靡了整个欧洲,在他的两部歌剧《塔克雷迪》和《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取得惊人成就之后的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意大利歌剧的复兴和改革。
尽管他在37岁就停止了歌剧创作,然而他却以惊人的天才建立起一整套歌剧写作的模式。
比罗西尼稍后的唐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1801―1935),以比他更加细腻、精巧、抒情的风格继往开来,在意大利歌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上最为迷人的时期,他们的努力促使了歌剧艺术的大发展,同时影响到了“美声”歌唱技术的大发展,在历史上称之为“美声唱法的全盛时期”。
威尔第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一方面继承了罗西尼等人留下的歌剧传统,另一方面努力使自己所有的歌剧都充溢着独特的风格。
强大的“美声风格”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基本准则,即人声是歌剧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
这也是意大利歌剧的主线。
与此同时,他也充分发挥乐队的作用,他写的歌剧中,管弦乐超越了仅仅为声乐伴奏的功能,使之具有戏剧性,同声乐旋律一起担负起表达各种情绪的任务,增强了旋律的力量以表现戏剧情景、渲染舞台形象。
但是,从整体来看,声乐仍然是他歌剧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方面,威尔第与和他同时代的德国歌剧作家瓦格纳的区别比较明显。
他开始的几部歌剧作品带有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的风格痕迹。
例如第一部歌剧《奥柏托伯爵》无论从结构还是音乐的写作,都与罗西尼的风格十分接近。
威尔第的第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歌剧是他的第三部歌剧《纳布科》。
这一年,威尔第连遭不幸,病魔夺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意志消沉,“我的家庭毁了,而在这些痛苦中,我还不得不履行约定去写一部喜歌剧”,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歌剧《一日之王》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民族的危难、家庭的不幸、事业的失败,威尔第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信心。
偶尔的机会,斯卡拉歌剧院的经理给了他一个剧本,歌剧主人公对祖国在异族压迫下所发出的反抗之声,唤起了威尔第刚强的信念。
“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威尔第心里涌动的不灭的音乐信念和民族解放的激情在歌剧中淋漓尽致地体现。
这部歌剧演出之时,让饱受奥地利统治压迫的意大利同胞发自内心地认同,并使他们压抑许久的情感得以释放,在观众间产生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据说当时听众从剧院出来狂热地上街游行,甚至肇事,当局不得已出动警察弹压。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威尔第在《纳布科》一剧里挑起民族运动的狂热,不过从威尔第留下的信件中,确实可以看出威尔第的确关心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他从未把自己的音乐同他所处的社会分离开来。
歌剧从一个方面主张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激化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此,全意大利人民对威尔第歌剧的期待除了情绪的宣泄以外,也酝酿着爱国民主运动的精神。
接下来创作的《十字军中的伦巴第人》、《福斯卡里父子》、《麦克白》等都是爱国主义主题的歌剧,威尔第借历史故事和政治事件宣扬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像一个不知劳累的工匠,不停地工作,这也正好符合了公众对他的期待。
这一时期中,他的作品很多,但无一不透露出他心底深处的热情。
时代给予他不同于后世的人的不同机会,因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影响着欧洲的每个角落,任何事情都在这场大革命中受到深刻的影响,音乐必然也在其中。
在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中,人们不可能还陶醉在罗西尼、贝利尼的爱情缠绵中,华丽和柔情已不合时宜,人们需要的是激情、自强和斗争的热情。
“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人!”“在这样的天空下,难道我能够写出《特里斯坦》那样的歌剧吗?”威尔第的歌剧能够给予人们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1850至1860年,是威尔第呼应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创作时期,歌剧紧密结合戏剧、文学,也是威尔第作曲日臻成熟的时期。
”从他与当代文学作家、剧作家的通信中发现,威尔第的确精研了不少文学与戏剧作品,特别钟爱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深刻了解如何结合戏剧与文学、让音乐自由地发挥。
这十年的作品至今仍上演不辍:《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命运的力量》等。
稍一留心便可发现这些歌剧竟不约而同是“谋杀”、“死亡”、“复仇”等晦暗的主题,或许这仍与威尔第心系当时意大利到处发生的流血独立运动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尔第通过这些歌剧的创作,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同层面的人物,比如他描写在宫廷中强颜欢笑的弄臣,描写在灯红酒绿掩饰下的妓女的内心世界,揭示人性的真实的方面。
与前一阶段火一样的歌剧相比,更加深刻和细腻。
音乐的风格也逐步形成了有比较明显特点的威尔第式的语言。
自从1862年《命运的力量》后,表面上看,好像威尔第的主要兴趣不如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歌剧,作品数量明显少,但每一部歌剧都是力作,像《阿伊达》、《奥赛罗》都是分量很重的歌剧,也有为愉悦自己而写的《福斯塔夫》(Fal-staff)。
他曾经是激烈的革命战士,也曾经当过议员,和全意大利人一样,曾经对国家充满希望,但是新的意大利王国并未能将他所希望的“复兴运动”的祟高理想付诸实现。
这或许也是威尔第创作热情削减的原因。
威尔第主要的创作精力都是在歌剧方面,他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一首《安魂曲》和几首宗教歌词的配乐、一个歌曲集、一首弦乐四重奏。
他沿着前人的路,在意大利传统的基础上稳步前进,从不激进地试验新的理论,他向着目标和技巧的洗练一步步挺进,“终于把意大利歌剧带到了空前绝后的尽善尽美的境地。
威尔第的艺术生涯实际上就是唐尼采蒂以后50年的意大利音乐史。
”二、社会环境对普契尼歌剧创作的影响与威尔第相比,普契尼的确幸运得多,他185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音乐世家,1880年考入米兰音乐学院就读。
这时候意大利领土的统一已经基本完成并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
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开始了相对稳定平静的生活。
在这种安逸中,意大利的作家和观众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和热衷于以英雄主义和重大的社会事件为题材的作品。
人们更加注重作品本身,更加追求故事本身的情节和音乐的抒情因素。
在这种环境中,艺术往往是发现和体现现实,更深地挖掘人性深处的东西、描写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各个方面。
在歌剧创作方面,普契尼所处的时代相比威尔第的时代,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威尔第把意大利歌剧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为后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之外,各民族、各国家的音乐艺术繁荣也给普契尼以更多的借鉴吸收的可能性,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
因此,虽然他的歌剧描述的范围不如威尔第的那样宏大壮丽,却往往能够更深刻,更感动人心,引起思考和好恶。
如果说威尔第的歌剧能够震撼人心的话,普契尼的歌剧则能够感化人心。
威尔第作品中的爱往往是比较博大的,有民族国家的爱,譬如前期的作品和中期的《唐?卡洛》、后期的《阿伊达》等等。
有家族、宫廷之间的情感,如《命运的力量》、《西蒙博克涅格拉》、《弄臣》、《爱尔南尼》等等,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如《茶花女》、《奥赛罗》等等,描写得都十分深刻,也有描写父爱母爱的《弄臣》、《游吟诗人》等等。
应该说,威尔第歌剧所涉及到的人间的情感和斗争范围比较宽,层次也比较多。
“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洋溢着不同于威尔第的清新风格,虽然没有威尔第歌剧那样大气磅礴、那样深刻,他的抒情性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阶层,都感受到了普契尼歌剧所特有的真诚、自然和亲切。
”因为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描绘的人和事,往往就像发生在他们身边故事。
普契尼的作品虽然没有威尔第那么多,他一共创作了十二部歌剧,却几乎每一部都代表了他的水平,都是他充分构思之后的精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