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内容提要: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是证据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

明确证明标准,有助于证明主体按照既定的要求完成证明的任务,有助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

由于行政诉讼在诉讼的性质、任务、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之处,因而在证明标准上不宜采用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高于民事诉讼,达到“法律真实。

”主题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诉讼实践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证据法中,证明的标准是考量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为已达证明目标,证明主体的证明任务已经完成;线下则被认为证明的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能免除。

可见,证明标准是证明的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

因此,如何从理论研究到诉讼实践确立科学的证明标准,尤其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证明标准的问题,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行政诉讼制度( 包括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较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要晚许多,因而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对刑、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研究。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对刑、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原则而加以区别对待,只是区别的大小和具体做法不同而已。

在英美法系国家,明确区分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控诉一方必须将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明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对于民事案件, 一般来说最低的证明标准则是要求“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也就是说,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应当以其证据优势使法庭能够确信其主张的成立,对方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不足推翻其主张,该当事人即可据此免除举证责任,否则就可能败诉。

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概括的:“在普通法国家中,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怀疑。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①在大陆法系国家,其证据法对刑、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原则上没有区别,两者都要求达到高度的盖然性。

这种盖然性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接近必然发生的程度。

②但事实上,其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仍高于民事诉讼,至少在某些类型的民事案件中,其证明要求要低于刑事诉讼,例如在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环境污染等诉讼中,为了减轻原告举证上的困难,德国最高法院规定了“表见证明”这种经验推定的证明法, ③而这种方法在刑事诉讼证明中是不可以采用的。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标准的研究是近几年兴起的,而我国的三部诉讼法对此所作出的规定也是比110X①②③李浩著《: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1 页。

黄道主编《: 诉讼法》,知识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3 页。

转引自陈一云著《: 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 页。

中南政法学院副教授。

较零散、不明确和不成熟的。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即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

主要指: ⑴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 ⑵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 ⑶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⑷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也即证据的质和量都符合要求,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④这一主张的理论根据是,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上讲,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经过努力,人的主观认识能够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其次,从诉讼的过程看,不论是刑事、民事或行政案件的发生,必然会在客观世界留下各种痕迹,或者为他人所感知,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就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过程,也即通过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的过程。

所以,查明案件事实、追求客观真实,应当是我国三种类型诉讼中共同的证明标准。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这种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深入,同时也是比较务实的探索。

⑤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⑥主张在刑事诉讼中,为了证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实体要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某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者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

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地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主张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

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到了两种诉讼在性质上的重大区别。

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财产权、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同等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看,刑事诉讼法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机关,不仅拥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公诉权、法律监督权,而且具有与行使这些国家权力相适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是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以及证明主体的法律职业水平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如欲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 也是不合理的。

此外,刑、民事诉讼立法对待当事人的言词证据的态度是不同的,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包括“陈述”与“承认”两部分,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的承认,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此,在诉讼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提出该主张者便不必证明就可以被认定为完成了证明的任务,达到了证明标准。

即使该承认与客观实际情况有出入,由于免证的原理, 同时也是由于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原因等,该承认是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

目前,在关于证明标准的讨论中, 涉及比较多的是刑、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则很少有人提及。

好在关于刑、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讨论,为我们研究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积极的启示。

也正是因为理论界少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因而更有研究的必要。

二在行政诉讼中,同样会遇到证明主体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证明标准的问题。

行政诉讼是国家审判机关运用审判权处理发生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的活动,通过个案的审理和裁判,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行政诉讼不论在处理的纠纷的性质、诉讼的目的及任务,还是在具体的证据制度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区别,因而在证明的标准方面也应当111蔡虹: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④⑤⑥韩象乾《: 刑、民事举证责任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1996 年第5 期。

李浩著《: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3 页。

陈一云主编《: 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7 页。

__有符合其自身规律的自己的标准,故而将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加区分地均界定为“确定、充分”,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诉讼的性质上看,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差异要大于其与民事诉讼的差异,这也是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以前,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为什么适用民事诉讼法而不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要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一旦依法对其定罪量刑,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将会受到限制,或者财产将被没收,甚至有可能被剥夺生命。

而行政诉讼则是要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的问题,如果是正确、合法的,即判决予以维持;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则将被判决撤销,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还应由被告负赔偿责任。

由于这种性质上的重大区别,使这两种诉讼实行截然不同的原则。

刑事诉讼主要由国家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实行国家追诉原则,并且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公诉权是不能自由处分的; 而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一方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起诉,起诉后是否撤诉,均由该行政相对人自主决定,国家对此不予干预。

从法律的规定看,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对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是不同的。

首先,举证责任的设置不同。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应当由公诉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对于自己所提起的公诉,必须以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否则对被告人的指控将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

而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不是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而应当是被告。

如果被告不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法院也没有能够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清案情,致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况,这时法院将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决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

其次,对法院在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和调查的规定不同。

刑事诉讼法第43 条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而行政诉讼法由于第32 条对被告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而法院主要应从被告方面获取证据信息,必要时还可以要求被告补充证据,或者自己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

可见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证据收集、调查的范围要小于刑事诉讼。

这必将对证明标准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对待言词证据的态度不同。

如前所述, 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中当事人陈述中的承认部分,甚至可以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

这一点与诉讼主体是否享有处分权有关。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不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被告人的供述也不具有免除公诉人举证责任的效力。

公诉方也好,辩护方也好,均不能享有处分权。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一方对自己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诉讼权利,可依法行使处分权,因而当事人的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只要当事人的陈述经查证属实,即可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此外,由于行政诉讼承认行政诉讼当事人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因而国家对刑事诉讼的干预程度必然要强于行政诉讼。

从上述的比较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宜采取同样的证明标准,这是诉讼的性质、法律对证据制度的不同规定所决定的, 无视这些区别,采用同样的标准,不仅缺乏理论上的支持,而且与现行立法的规定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