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谈中医读书（一）：苦抄与背诵丹道养生中医书友会公众号熊继柏2015-05-20 10:16文/熊继柏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

”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我一直在考虑的是中医的教育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苦抄与背诵：打好中医基础《医学三字经》成为熊继柏学医的启蒙学中医之初，虽然有着师傅的指导，但是打好基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我用的方法是苦抄与背诵。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

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

《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

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

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

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

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

《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

“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

“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

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

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

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归纳起来，我当初苦抄和背诵下的中医基础分为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三类。

师傅领进门：学习方剂与内科学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打下这三类书的基础后，我开始学方剂。

首先是《局方》。

《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

”这是《金鉴》的。

“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

”这是《时方歌括》的。

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

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

“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

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

”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

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

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

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

”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

”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

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

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

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

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

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年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本文摘自熊继柏著《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中医真谛访谈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

由腾讯道学整理发布。

【听】一位中医的学徒生涯（感人肺腑，字字珠玑，必转！）2015-07-04彭坚▶中医书友会第659期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第二节中，能体会到二伯和彭老师无所保留的分享，对于有志于毕生学医行医的同道，值得反复听。

作者/彭坚⊙主播/曹易伦⊙编辑/王超一、家学渊源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院。

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

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

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

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

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70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5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

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

上个世纪30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

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

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

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

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

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4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

20世纪50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

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

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

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

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

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

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

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

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有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勺烩，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

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

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二、入门之阶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

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

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

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

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

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是我当年啃这397条简牍的真实写照。

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

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已经在很多年以后了。

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像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三、最后一课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

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

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气绝而亡。

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

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后半部分请点击上面的第二个音频。

四、医学箴言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

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编写过中医内科、伤寒、金匮等教材，也为我和表姐郭先岱、表哥彭尚武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但都没有刊行。

每当问及著述一事，二伯总是宣称：“我治病能有所疗效，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善用古人的方，拾古人的余唾而已，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不值得留言后世。

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谁都知道：至今这仍不失为一句实话。

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人生、对学中医的看法。

他的许多教诲，不管在旁人看来，是对也罢，错也罢，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为什么一开始学医，我就让你苦读《伤寒论》？清末陆九芝说过：‘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

’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这叫先入为主。

《伤寒论》是中医的临床圣典，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不奢谈理论，紧扣临床实践，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有序地展示出来，以错综复杂的文字，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灵动地、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