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文章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与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进行分组、对比，发现其业务复杂性、企业变化性、上市时间、资金投入可能性和获利能力等企业自身内部特征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考虑行业和年度变量的情况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内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

文章的贡献在于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从内部控制缺陷中分离出来研究，且把企业内部特征划分为五类，并考虑事务所特征、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等企业外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验证基于不同层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治理的作用，扩展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业务复杂性；机构投资者一、引言从安然、世通事件到“德国最愚蠢的银行”；从中航油事件到长虹事件，无论是以破产告终，还是承担巨额亏损，究其根本原因，都是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是制度性的内部控制设计存在纰漏，亦或相关的控制环境等因素使具体的控制活动在执行中偏离了原本设计完善的内部控制。

现实中内部控制失败案例给投资者及企业各阶层带来的损失，使人们意识到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进而我国和美国均将内部控制纳入了强制性披露的范围之内。

鉴于信息披露的相对滞后性，从企业自身特征出发，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动因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外界投资者合理决策。

国外学者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影响因素从企业交易账户层次（Ge、McVay，2005）、公司特征层面（Bryan，2005；Doyle，2007）、公司特殊时期（Leone，2007）、企业控制环境（Christopher S. Armstrong等，2011）、外部审计主体特征（Ashbaugh-Skaife等，2007）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论。

由于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国外对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为重点，在年报中有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披露，加之美国有较为健全的证券监管市场，所以其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可以和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划等号，从而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就起到了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作用。

由于2010年以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属于年报中的自愿性披露范畴，无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标准，我国学者仅对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企业的相关公司特征进行描述。

由于内部控制信息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内容（李明辉等，2003；杨有红、陈凌云，2009），并以说“好话”为主（张立民等，2003），因此，不会涉及内部控制缺陷的实质性披露。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三大指引颁布后，我国学者也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从公司总体特征（蔡丛光，2010）、公司治理（刘亚莉等，2011）、外部监管（贾宗武、夏勇，2011；田高良等，2010）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但由于我国法规没有给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明确的界定，仅在《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中明确了可能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迹象；另外，由于内部控制有关的数据获取的难度比较大，之前学者大部分以一个会计年度为研究期间，研究期间较短、样本量不够大，同时学者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缺陷来研究，并没有划分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所以，本文以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迹象①（受到证监会或交易所处罚、存在报表重述和由于持续性经营问题财务报表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替代变量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丰富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为内部控制建设提供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一）企业业务复杂性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认为业务越复杂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存在相关性：如Ge和McVay（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衍生金融工具和所得税费用相关较为复杂的业务处理的研究对象更容易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分别以实证方法验证了公司外币交易及经营分部数量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我国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蔡丛光（2010）验证得出企业分部数量与内部控制缺陷间正相关，齐保垒、田高良（2012）以公司涉及行业及是否具有对外贸易作为替代变量研究，证明了业务复杂与内部控制缺陷间呈正相关性。

而孙慧慧（2012）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企业分部数量与组织架构缺陷负相关。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较复杂的业务使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风险较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业务复杂性越高，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风险就越高。

（二）企业变化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企业组织或特征处于变化状态时，如重组、并购预示着企业业务的变化，职能部门的整合、人员的流动、销售的快速增长预示着企业对生产、销售等职能的配比进行调整，这些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原本的内部控制无法及时跟进企业的变化，增加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风险。

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 等（2007）和Leone（2007）等均验证了并购重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越高。

Ashbaugh-Skaife等（2007）与Doyle等（2007）也同样得出了销售增长率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2a：其他条件不变时，重组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较大；假设2b：其他条件不变时，销售增长率高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较大。

本文用资产回报率（ROA）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并参考李秉成等（2003）建立的现金流量表指标分析体系，用总资产现金流量率（CFOA）衡量企业的获现能力。

3.控制变量的界定外部审计作为对企业的监管手段之一，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分别验证了更换事务所及高质量的审计都会促使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另外Shleifer和Vishny（1986），Bhojraj（2003）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对管理层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且持股数量越大，其监督动机越大（Shleifer和Vishny，1997）。

笔者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发生几率越小。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自身特征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的相关性，对于审计师外部因素不做重点研究。

所以，将事务所更换、审计质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予以研究。

变量定义如表1。

（三）研究模型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2为描述性统计和均值检验结果，列示了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样本公司、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样本公司及样本总体对应的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STATA逐个对两组的所有变量数据均值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除HOLDER外，其他变量的均值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变量MAR、LOGAGE、LOSS、ZSCORE呈现的特征与原假设相同，在两组中的平均水平显示为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组大于无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组；LOGMKTV、ROA、CFOA呈现的特征也与原假设相同，在两组中的平均水平显示为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组小于无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组。

对于SON、WAIBI、GROWTH呈现的数据特征与原假设相反。

具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表3）（三）回归分析（表4）由表4模型（1）回归结果可知，MAR与GROWTH分别在1%和10%水平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与相关性分析中的相关性取向一致，并与原假设相符，即发生企业并购重组或者较高的销售增长率，企业运行中组织机构变化、工作人员的调动、职能部门的生产能力协调等都可能使原来的内部控制不适应企业当前的运行，从而存在缺陷的可能性越高，假设2得到验证。

相对而言，销售增长率引起的企业内部变化较小，所以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贡献度并不大。

LOGAGE与被解释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分组均值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中结论一致，假设3得到验证。

由于我国国企改制、资本市场建立的特殊性，我国上市时间较长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越高。

LOSS与ZSCORE分别在1%和5%水平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LOGMKTV在1%水平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负相关，并分别与分组均值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中结论一致，假设4得到验证。

当企业发生连续亏损或者面临较高的破产风险时，迫于维持企业生存的压力，在非直接增值的内部控制建设方面的投入会减少，或者为满足某些财务指标而人为地不按原规定有效地执行内部控制，使内部控制运行失效；而规模较大的公司相对于小公司而言，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更有能力和可能将资金投放于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基本活动之外的支持性活动，完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

ROA和CFOA分别在1%和5%水平上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呈显著负相关，并分别与分组均值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中结论一致，假设5得到验证，即完善的内部控制是企业生产、运营顺利进行的保障，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企业受益后更有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建设，减少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变量SON和WAIBI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分别在1%和5%水平上呈负相关，并分别与分组均值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中的结论一致，与原假设相反。

笔者认为，我国具有较多数量子公司或有对外贸易的企业相对强大，虽然对应的企业合并、关联交易、外币折算等业务较为复杂，但是这部分企业完全具备处理该类业务的能力；另外，进行对外贸易的企业能够与国外的公司相互作为合作方，也预示着该部分企业运行较为健全。

由此可见，企业的运作能力比业务的复杂性更能决定企业的内部控制健全与否。

在模型（2）中，加入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虽有改变，但并无实质性变化，进一步说明了企业变化、上市时间、资金投入可能性、内部控制完善对企业正向贡献、业务复杂性（更倾向与企业能力的表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

模型（1）（2）回归结果均显示：控制变量BIG4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即表现为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企业雇佣四大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可能性越低。

虽然回归结果显示相关性不显著，但其较大的系数以及分组均值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中显著负相关性，预示着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为了规避缺陷被发现的风险，更倾向于雇佣审计质量较低的事务所。

一方面，低质量的审计由于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或审计资源、时间方面的限制，从而使企业顺利隐瞒自身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另一方面，企业在与低质量审计的事务所进行洽谈时更容易占据优势，从而顺利实现购买审计意见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