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合同中贷款诈骗犯罪效力如何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出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借款合同中，对于贷款诈骗犯罪的效力如何是人们关注的。下面由为你详细介绍贷款诈骗罪的相关法律知识。

围绕贷款犯罪所涉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可以区分为在债权人涉嫌违法情况下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在债务人涉嫌犯罪情况下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

对于债权人金融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构成犯罪的，该金融机构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对此并无争议;而对债务人(借款人)涉嫌犯罪情况下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特别是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主要指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所涉民事合同效力问题则存在较大的争议。

此类民事纠纷的通常情形是，出借人金融机构并无明显过错，不存在与借款人恶意串通，骗取担保人提供担保，或与担保人恶意串通，骗取借款人向银行贷款等情形。对此类情形下所涉及的借款合同效力问题，通过对近年来各地法院相关案例的调查分析，梳理出三种不同的认定结果。

(一)借款合同无效

认定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所涉借款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

是：

虽然合同效力应由民事法律来规范，但犯罪应由刑事法律来调整，如果刑事判决认定自然人或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犯罪，民事判决却认定所涉借款合同有效，则明显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两者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效就不能构成犯罪，犯罪就不能有效。刑事法律是最强烈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相关案例有：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4年在江苏银行溧水支行与溧水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中认为，因借款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构成骗取贷款罪，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刑法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从合同担保合同亦属无效，担保人因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4年在中国银行高淳支行与高淳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中认为，因借款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所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担保人没有尽到合理审查注意义务，具有过错，应对中国银行高淳支行的贷款损失承担二分之一的责任。

(二)借款合同有效

认定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所涉借款合同有效的主要理由是：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

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

虽然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但因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其所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应从民事法律角度即从有效合同的三个要件来考察：行为人是杏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符合该三个要件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三)借款合同可撤销

认定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所涉借款合同可撤销的主要理由是：行为人在刑事上构成贷款诈骗犯罪，在民事上应认定其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即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

相关案例有：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在农发行科尔沁支行与万通公司、利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终审判决中认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借款人构成骗取贷款罪，农发行科尔沁支行属被欺诈一方，其对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在工行某支行与某公司不当得利返还纠纷的判决中认为，虽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贷款诈骗罪，但该借款人所签订的融资合同应属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可撤销合同等。

对三种合同效力认定的理论分析对借款人构成贷款诈骗犯罪

所涉借款合同三种不同的效力认定，追本溯源，发现其源于三种不同的司法观念。

(一)先刑后民

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

先刑后民最初存在于诉讼法领域，后逐渐发展蔓延到实体法领域，并在司法实践中深入人心，不仅仅成为制度层面的做法，而且已经演化成普遍接受的司法观念。先刑后民主要基于的理念是公权与私权并存时，公权优先于私权，更深层次原因是国家本位主义，即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正是在这种观念支撑下，不少法院的判决甚至规范性意见认为，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构成贷款诈骗等刑事犯罪，出借人起诉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相应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无效，并依据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二)刑民并行

刑民并行是指如果某民事案件与刑事犯罪所涉及的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但是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可以分别审理，不存在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先后的问题。刑民并行模式的运行基础在于

多个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刑事审判结果和民事审判结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其一般源于不同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到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较为典型的表现是同一主体所实施的两个或以上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此时基于行为主体的重复性和法律事实的牵连性，导致该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产生交叉。

正如一些学者所述，从法律体系整体而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在位阶关系上地位平等，两者在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方面同等重要，只是角度和方法不同而已，没有优劣、重要和非重要之分，故处理刑民交叉案件应独立运行，即在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并无绝对的先后顺序;从制度功能而言，刑事诉讼的法律效果在于惩罚，民事诉讼的法律效果在于救济，制度功能的迥异说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质的区别，也决定了两种诉讼程序独立运行以实现惩罚与救济两种不同法律效果的必然性。

(三)先民后刑

先民后刑是指在处理某些刑民交叉案件时，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防止侵权行为继续，民事诉讼程序应当先于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并且民事诉讼程序得出的结论可以直接作为刑事审判的依据。先民后刑虽然没有规范性文件的直接支撑，但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在产权确认和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亦大量存在，且在先刑后民一度为各界所批判与诟病的集聚中，学界支援先民后刑的声音顺势而起并开始逐渐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