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状、困难与趋势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管理：（1）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供应（2）汇率的规定和变动（3）国际收支的调节（陈彪如，1996）。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
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平价和中心汇率制度，允许成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实行黄金非货币化；使“特别提款权（SDR）”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加强IMF对国际清偿能力的监督。
基本特征是：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
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是储备货币。
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
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种。
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
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
该协定于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基本上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基准货币国家与依附国家相互牵连的弊端，使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能够比较灵活的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总体上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但也存在许多缺陷：第一，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
黄金非货币化后，信用货币充当本位货币，受储备货币国的经济影响大，基础不稳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处于核心地位。
从国际储备的变动和国际清偿能力的提供，处处体现着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的27%，但国际结算货币的53%、全球外汇储备的57%和外汇交易货币的40%都是美元，这显示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走向虚拟化，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逆差，“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美元悖论”开始显现，这都给现行体系的运行机制造成冲击。
由于美元的发行没有了黄金准备的约束，货币发行量完全取决于美联储的操纵，加上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的缺失，美国货币超发导致了美元泛滥，加剧了现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二，汇率体系不稳定。
现行体系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汇率制度自由作出安排，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
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
浮动汇率为国际投机资本套取汇率差价提供了机会，巨额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进出，导致了汇率的大幅波动。
储备货币多元化使各国有了选择储备币种的可能，从保值增值、风险控制等需要出发，各国货币当局会经常调整储备货币的币种构成，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抛补操作，这种行为会引起或加剧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破坏汇率体系的稳定性。
另外，美国常常把汇率的变动作为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政策工具，往往迫使别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既扰乱了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又造成了汇率的大幅波动。
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
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形成了多样化的调节机制，但各种调节手段自身也存在着缺陷，比如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汇率调节机制的马歇尔—勒纳约束等。
更重要的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逆差国成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导致国际收支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其他的缺陷还有缺乏有效的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和国际合作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问题等。
针对现行体系的诸多缺陷，尤其是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牙买加体系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改革IMF的内部治理机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4.59%的投票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督；将G20峰会作为协商世界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加强金融监管，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严格银行资本金和流动资金标准。
可以看出，上述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行体系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国际货币体系急需进一步改革。
二、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改革存在的困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储备货币问题、汇率制度问题和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问题。
进一步改革的难点也在于这三个问题。
首先，国际储备货币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瓦解，其原因在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充足和人们对其信心的维持是难以兼顾的，即存在“特里芬两难”。
虽然现行体系下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美元依然主导者现行体系下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供给和价值高低，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输出的储备资产。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心仍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的依赖。
如何破解“特里芬难题”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难点。
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特里芬（1960）建议IMF向世界中央银行转化，由它来创造并发行一种有国际管理的国际货币，由此来满足世界各国对清偿力增长的需求。
哈罗德（1997）提议通过经常性提高金价来维持世界清偿力的增长和金汇兑本位制。
周小川（2009）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由于国际社会对于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也就陷入了困境。
其次，汇率制度问题。
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难以建立起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存在发达国家对汇率制度的主动安排和发展中国家被动选择的矛盾。
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并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
且在大规模无序的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现行的混乱的汇率体系，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政策上利益冲突的反映。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困境”问题是改革的难点。
第三，话语权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一项规定，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重要问题，如修改协定、调整份额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
而美国目前在IMF中的投票权是16.76%，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拥有30%的投票权，美国和欧盟具有一票否决权，这增加了货币体系改革的难度。
具体表现为，一些重要的改革或决议只有在符合美国的利益时才能获得通过，或者只有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决议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体现。
如何提高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是改革的难点。
现行货币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不平等的货币体系，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只是居于依附地位。
储备货币多元化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货币体系的不足，但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改变的只是依附对象和数量。
所以，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加入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货币，比如人民币。
三、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趋势关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前景，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Barry Eichengreen 认为，美国的双赤字不可持续，美元地位将下降，现行货币体系将逐步朝着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方向演进。
（Eichengreen，2004）。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下降，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和欧元很可能分享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20年后，人民币说不定也会是主要国际货币之一。
（Eichengreen，2005）。
蒙代尔认为，从长期看，国际货币体系内国家有可能整合成若干货币区（如分别以美元、欧元和日元为核心的货币区），之后，只要有两个货币区的汇率保持稳定，就能“诱使”第三个货币区的货币加入这一“汇率稳定机制”，从而实现全球汇率的稳定(蒙代尔，2003)。
可以看出，Eichengreen认为货币体系会朝着多元化货币体系演进，蒙代尔认为货币体系会朝着区域化货币体系演进。
这2种观点代表着国际货币体系两种不同的演进方向。
一方面，从货币体系发展历史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以后，美元作为惟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元占主导、欧元、日元、英镑并存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胡锦涛在G20领导人峰会上也倡导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人民币也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加快。
1999年成立的欧元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典范，东亚、海湾、北美等货币合作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综上所述，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区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也是由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史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但从短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近景取决于全球经济失衡能否得到平稳的调节。
全球经济失衡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经常账户巨额逆差，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经常账户巨额顺差。
产生这一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本位制。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流动性。
美国逆差，就会相应的导致其他国家的顺差。
拿中国来说，中国经常账户巨额顺差，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为了保值和增值，中国只能将这些外汇储备投资美国的国债和财政部债券。
巨大的资金供给又导致了美国国债利率和联邦基准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水平。
美国国内的低利率水平会促使美国国内资本流向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这些资本同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等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就是继续生产大量的国际产出和供给，从而产生更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
所以，要调节全球经济外部失衡首先需要美国抑制资本流出和增加出口。
抑制资本流出需要提高利率，增加出口需要取消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只有当美国高利率能提高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又不抑制国内的产出时，世界经济的失衡才能调整过来。
而这一过程只能依靠消费的下降而投资不能下降。
如果消费和投资同时下降，则会在长期内会导致美国产出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下降，会对美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构成较大的冲击。
那么怎么实现高利率条件下的消费下降和投资增加呢？关键是引导美国投资转向外部需求弹性较小的生产部门（高科技部门）。
要使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还需要美国取消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当这一限制取消后，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科技技术的引进、高科技产品的购买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这样高科技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会比较高，进而会吸引美国国内的资本流入这些部门。
这这样，以大规模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外需增长，势必会纠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从而改善全球经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