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药煎服法临床意义初探中国医药学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瑰宝之一。
中药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临床治疗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科学的中药剂型体系。
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医，决不可轻视中药的临床研究。
本文谨就传统中药煎服法作如下探讨：众所周知，临床疗效主要取决于药物的治疗作用。
正确的煎服方法可以确保中药的有效的治疗作用，减轻或者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
因此，历代医家无不重视中药的煎服法，处方之末，必定“书其服饵之节”。
这个“服饵之节”就是煎服中药的注意事项。
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古之饮药者，煮煎有节，饮啜有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中医临床中，无论是中医师还是患者，往往对中药的煎服法大不以为然。
说到中药的煎服法，大都肤浅地认为“一剂两煎，每服半碗”而已。
殊不知中药煎服法乃前人长期的临床经验之结晶，具有重要的药理学意义。
余先师龙紫云老先生素重中药的煎服方法，每当其处方之毕，不厌其烦，向病家反复交代该方药的煎煮服用方法。
先生治学严谨，于兹可略见一斑。
一、中药煎法之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煮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与不效，全在乎此。
、、、故方药虽中病，而煎煮失度，其药必无效。
”汤剂是中药的一种常用剂型，即将中药饮片（或粗末）混合后加入溶剂（大多为水，也有用酒、醋、童便等），根据临床需要直接煎煮或隔水蒸炖（也称之为焗），然后去滓取药汁服用。
直接煎煮法又有武火急煎和文火久煎之不同。
所谓武火急煎，乃大火煎煮三两沸或数分钟即可；文火久煎，乃加热至药液沸腾之后，用小火保持其微沸状态，根据治疗药物的不同需要，连续煎煮二三十分钟乃至数小时。
前人谓“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
“急煎取其生而疏荡，久煎取其熟而停留”，故有此二者之别也，故汤剂为历代中医广泛应用。
直接煎煮法是中药汤剂的主要煎法。
由于不同的中药含有挥发性或难溶性的有效药用成份，所以煎法也就有武火急煎和文火久煎之别。
但其目的则一：保持所煎煮中药足量的有效药物成份，提高中药的临床疗效。
例如，银翘散是治疗风热感冒著名的疏风清热解表剂，吴鞠通氏在该方下注：“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
这是因为该方主药银花、薄荷、荆芥之属含有挥发油、皂甙等，在持续的高温作用下容易挥发降低药物的疗效，故不宜久煎。
调和脾胃的名方逍遥散方解谓“薄荷后下”也是这个道理。
《伤寒论》大承气汤规定“先煎煮枳朴，后下大黄，再纳芒硝”，此乃大黄久煮之后，所含蒽醌甙、蕃泻甙及大黄素容易破坏而失去清热泻下作用。
因此，大黄入药不宜久煎。
至于“芒硝后下冲服法”，是使甘草在煎煮过程中不与芒硝接触，防止了芒硝盐析出与甘草酸发生异常的理化反应从而影响正常的药物疗效。
《伤寒论》附子泻心汤先用麻沸汤渍三黄，再另煮附子，取两液合并温服。
既避免了大黄久煮鞣质溶出过多，也避免了大黄鞣质沉淀附子碱的弊病。
与上述相反，有些中药则须久煎久煮，方具疗效。
例如《伤寒论》炙甘草汤，张仲景注曰：“原方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阿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该方以清酒与水共十五升，煎煮之后仅剩三升，其煎煮时间不可谓之短。
《金匮要略》酸枣仁汤“原方以水八升，煮酸枣仁约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温病条辨》增液汤“水八杯，煮取三杯”，都是久煮。
这是因为方中地黄、人参、酸枣仁、麦门冬之类含有多醣、多种氨基酸、脂类及蛋白质，均不易溶解于水，故应延长煎煮时间，提高药液中的有效药物浓度，确保临床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毒性较剧的药物，也应当久煎，借以破坏或降低其毒性。
如《伤寒论》四逆汤“原方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真武汤“原方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苏沈良方》七枣散“以乌头大者一个，炮良久，水一碗，煎至一盏”。
按《中药大辞典》释“中国乌头久煎剂及熟附片煎剂，对离体心脏具有明显的强心作用。
熟附片作用较强，煎煮越久者强心越显著，毒性越低。
而生乌头的冷浸液或煎煮时间较短者，仅表现短暂的振幅增大，继而心脏抑制及心律紊乱。
”因此认为乌头、附子“、、、、在加热煎煮或炮制后，总碱含量减少，毒性也大大减低。
”《中药学》云：“附子经过炮制与煎煮，乌头碱被分解，毒性减弱，但强心作用并不减弱。
其强心的有效成分为耐热的非生物碱部分。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古代医家缺乏现代科学技术，但他们的认识却与现代中药药理分析不谋而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医临床上，某些药物还有特殊的煎法。
例如介壳类、矿石类药物，其质重且难出味，应打碎先煎。
某些贵重药品，为了保持其有效药物成分，防止混合煎煮时被其他药物残渣吸收或粘附，应另炖另煎再取汁兑服。
例如人参、羚羊角、藏红花、阿胶等。
为防止煎煮之后药液浑浊以及对咽喉、消化道的不良刺激，有些药物煎煮后应用丝绢或纱布包煎，如赤石脂、旋复花、海金沙等。
至于煎煮用具，古人认为“银为上，瓷者次之。
”不主张用铜、锡、铁容器。
据有关研究证明有些药物使用这些金属器皿，尤其是用铁器煎煮，会出现沉淀反应而降低溶解度，甚至使药性改变而产生不应有的副作用。
目前多通用各型有盖陶瓷砂锅，可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煎煮用水，古人颇为讲究。
其中有井水、河水（长流水）、阴阳水（新烧开水和冷水各半兑合而成）、麻沸水（开水）、甘澜水（千扬水）、地浆水、潦水（雨水）、米泔水之别；还有蜜水合煎、醋水合煎、酒水合煎之异。
概而言之，肝气郁滞，诸气逆行为患用长流水，取其通畅滑利之意。
阴阳水乃新汲水与刚烧沸的开水各半混合而成，可升清降浊，燮理阴阳。
夏月受热头晕腹痛，又适遇无医无药之际，可用阴阳水一杯顿服，常可得到神奇的不药而愈之效。
潦水即雨水。
李时珍云：“淫雨为潦，取水煎药，可调理脾胃，去湿热。
”《伤寒论》治淤热发黄之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原方即以潦水煎服，显然是取潦水其清热利湿之能。
地浆水清热除烦，米泔水健脾和胃，甘澜水质轻而不助湿邪，麻沸水味薄而助阳通经。
上述种种，名目繁多，但目前原则上多取清洁之自来水或井水。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中药尚需用酒水合煎（或以酒冲服、兑服），临床上多用于活血祛淤、通络止痛及清热解毒。
余以为，加酒入煎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某些中药不易溶于水而易溶于乙醇的药物浓度，藉以增强疗效。
二是药液中含有一定量的乙醇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尤其是病损部位的微循环，增强病理产物的分解与吸收，从而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例如《校注妇人良方》仙方活命饮“原方用酒一大碗煎五七沸服”。
《良方集腋》七厘散“冲烧酒服之”。
《医学发明》复元活血汤“水一盏半、酒半盏，同煮至七分去滓，大温服之”。
《傅青主女科》生化汤“原方用黄酒、童便各半煎服”。
以上皆是。
综上所述可知，解表药、清热药宜武火急煎，以免有效药物成分挥发降低药效；滋补药等则宜文火久煎，使有效药物成分尽出而提高疗效；至于某些毒剧药物，则宜如法炮制，久煎久煮，以期减低毒性，消除副作用，符合临床治疗的要求。
二、中药服法之讨论中药服法亦具有丰富的内容。
就汤剂而言，一般是每日一剂，每剂中药煎煮两次，潷取药液混合后分二、三次服用。
但是，不少方药由于药理学的特点以及临床治疗的需要，有很多的特殊服法，其中往往是历代医学大家的经验精华之所在，不可不予以重视。
《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
”这就是中医著名的服药反佐法。
明代马元台注：“病之热者当以寒药，然性寒者与病逆，必温而行之可也。
病之寒者当以热药，然性热者则与病逆，必凉而行之可也。
”中医认为，病性有寒热之分，药性有温凉之别。
治热病以寒药，治寒病以热药，这是中医所谓“正治”之法。
临床上常见寒热格拒现象，这种现象多发生于真寒假热应用四逆汤，真热假寒应用大承气汤之时。
亦即寒极之病服热药、热极之病服寒药时引起反胃、呕吐、昏冒、旋晕等症状。
这时，就应该将热药凉服、寒药温服，以适应病性，缓解服药反应而达到治疗目的。
这就是中医著名的“热因寒用、寒因热用”治疗原则。
《医宗必读》载李中梓治阴证似阳之重症患者“用理中汤加人参四钱、附子二钱，煎成入井冰冷与服，甫及一时，狂躁定矣。
”这就是“热因寒用”的典型案例。
我们从某些著名方剂注释的服法及说明中可以看到，古代医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药物疗程与药物“半衰期”的问题，从而明确地规定了某些方剂的剂量以及服药的间隔时间。
例如《验方新编》四妙勇安汤“原方水煎服，一连十剂，、、、药味不可少，减则不效。
”《温病条辨》银翘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
、、、病不解者，作再服。
”临床上常常见到这种情况，疾病的好转与痊愈往往取决于增加药物剂量或守方再服三、五剂。
《古今医案按》载朱丹溪治一老人饥寒作劳，“以参、芪、归术、陈皮、甘草、加附子二片，一昼夜尽五帖”而得解。
余先师治疗重证温病，从不拘泥一日一剂之常规，每每日尽三剂，疗效卓著，均乃此理。
由于有些药物对消化道有一定的刺激，盲目服用可以出现呕吐泛恶等不良反应。
为了避免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必须预先采用保护性措施。
这就是中药的保护性服药法。
例如《伤寒论》十枣汤“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本事方》槐花散“原方细末，用清米饮调下。
”按红枣粳米都含有多醣、淀粉及多种维生素，对消化道粘膜具有保护作用，故可以防止药物对消化道的不良刺激。
《伤寒论》白虎汤方中配有六份之一的粳米，“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
米饮在该方中除了保护胃粘膜之外，更因方中主药是不易溶于水的石膏，在粘稠的米饮之中，可使石膏微粒呈浮悬状态保持在药液中。
既提高了药液中的有效药物成分，保证了该方的临床疗效，又防止了辛寒的石膏对胃粘膜的不良刺激。
古人制方之妙，堪令我辈深思。
中医学极为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它不仅反映在人体生理与病理、臓腑之间、经络之间的互相影响，而且也反映在自然气候对人体的影响。
《灵枢、岁露篇》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这种天人相应的观点与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时间生物学（生物钟医学）有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中医学家十分重视治疗的时间问题。
例如《伤寒论》云：“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阳明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张仲景揭示了时辰变化对六经病“欲解时”的影响，临床可以借助这种规律以提高疗效。
《素问、臓气法时论》云：“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有资料统计证明，心脏病患者所发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猝死，多发生在深夜。
而心脏病患者早上三、四时服用洋地黄的疗效也比其他时间高三、四十倍。
这种服药时间与疗效的联系同样被中医学家所重视，本着“因天时而调血气”（《素问、八正神明论》）的宗旨，从而固定了某些方药的特定的服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