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定位与机遇作者：鲁佑文刘思含聂明辉来源：《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03期【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承担着改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任务。
中国政府对新闻传播的理念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主流媒体发展迎来史无前例的好环境和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主流媒体调整定位与传播观念、讲好“中国故事”等新挑战。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媒介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应把握好实际，主动担当起重塑传媒世界新秩序的责任，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中国实践，并努力兑现中国政府对中国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新期待。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流媒体;定位;机遇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足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视程度。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背后蕴藏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参考下构建新世界主义的战略理念。
“一方面，它承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内敛、非战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同欧洲世界主义启蒙理论相融相通、彼此契合”[2]。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公器，应如何面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又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本文将围绕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和理论基础“共同体一词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原意是指团体、同盟、关联等。
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语境中，城邦有共同体之意，城邦里的公民相互合作共同生活，此时的共同体具有较强的人文色彩”[3]。
中国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最早见于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
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
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正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得到中国党和政府的正式表述。
随后，在习近平的几次重要对外出访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语被反复提起。
其中人们普遍认为，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详细描述，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希望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同时，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也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凭空臆造，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
追根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脱胎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仁”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仁”的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道家以及墨家思想中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如《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达则兼济天下”等。
儒家始终把全人类都当作关怀的对象。
道家也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辞》）。
这句话强调通过调和矛盾和冲突达到“太和”，实现国泰民安。
墨家则有“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墨子·法仪》）。
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全世界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一直都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也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将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不再是作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置于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控制之下。
在这一关系下，不再有尖锐的阶级对立，成员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6]。
马克思认为社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要经历“抽象共同体、虚拟共同体”，最终才会走向“真正共同体”。
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虽然出现了欧共体，但是整个世界从本质上说依然孤立分散。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现实依据与中国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政策证明了关起国门搞建设是逆时代之举。
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需要与各国往来，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将更多的“中国制造”推销出去，把更多的外资“引进来”。
同时，中国文化发展也需要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其他文化交流，促进各自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政治文明也需要借鉴人类政治历史上的得与失，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文明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发展需要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让各国共同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
其次，这也是“全球化治理”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今天的世界早已变成了麦克卢汉预言下的“地球村”，互联网更是进一步突破时空障碍，将每一个个体变为原子化存在。
然而这也带来了网络犯罪、恐怖主义活动越发猖獗等问题。
显然，这些问题仅靠一国之力不可能解决，而是要实施“全球化治理”。
此前中国曾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即“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
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7]。
意思就是各国应暂时放下分歧，携手共同加入到网络全球化治理之中。
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是期望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理念来实现全球化治理。
最后，是生态有机体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性议题，特别是在当前全人类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臭氧层耗竭、海平面上升等生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
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生态有机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把人类发展与生态系统紧密结合起来。
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推进人类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生态系统，实现人类与生态的协调发展”[8]。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同时也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作出的努力。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使600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4%以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中国虽然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但从未侵略他国，而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更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中国主流媒体及其报道的新期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媒体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的主流媒体。
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主流媒体，既要重新掌握国内话语权，又要提升在海外的“议程设置”能力。
具体来说，目前中国主流媒体需要进行重新定位，此外还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的定位中国主流媒体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此前，中国的主流媒体也曾开辟了一些国际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的《今日亚洲》《华人世界》《中国文艺》等，其主要受众瞄准的大部分是海外华人华侨，在传播的内容上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这与中国主流媒体的传统定位有很大关系。
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定位应是“内外兼修”，对内继续保持其主流地位，对外发出中国“新声音”，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倡议主张的认同。
“中国传媒必须积极有效地为新世界主义的国际传播提供全方位、多渠道、全媒体服务，使其尽快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大众理解与接受，成为全球共识与行动”[9]。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主流媒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能够获得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机遇。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西方传媒业遭到沉重打击，世界新闻传媒业“西强我弱”的传统格局有望被打破。
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大大改善、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
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形象的提升，自然也给传媒业形象塑造与提升创造了极好的机遇。
在过去几年间，西方媒体正面引用中国媒体的信息和资料的数量呈上升态势即是明证。
其次，中国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对新闻传播的理念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为媒体“强身健体”、科学发展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好环境。
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明确规定及时发布信息是“常态”开始，中国政府还在县级以上政府和中央、省级各管理部门全面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并规定新闻发言人不得欺騙传媒，也不得用“无可奉告”搪塞记者。
200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和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中国主流媒体来说，也充满了新挑战。
首先是传播观念的重新调整，“如果一味强调发出‘中国声音’，而忽略了‘中国声音’中的公共性，忽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其他成员的利益诉求，我们的声音可能就成了‘独唱’而不是‘合唱’，仅仅靠‘独唱’无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0]其次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