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现状研究摘要：本文就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展开论述，并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作对比，试图阐释一些本质内涵。

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总结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四点原因，最后即针对分析的四点原因提出了四点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关键词：贫富差距、美国、教育、农业、再分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

使中国经济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仍然继续保持了年均近10%(9.76%)的增长，既消除了通货紧缩，又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波动减少，协调性增强。

持续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即便是这一片美好之中，同样也涌动着几股暗流。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

可能很多人多会惊呼，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

其实，贫富差距是不论什么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同处一个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伟大导师马克思曾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做出过这样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无产阶级状况趋于恶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而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西方国家各阶层的收入和财产有了显著增长，生活得到了改善。

尽管如此，70年代后半期以来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却迅速扩大，这个严酷的现实必然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和百姓的关注。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60年代，美国各阶层收入差距是趋于缩小的。

按照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美国全国家庭可分为最低收入家庭、次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中上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五大类。

下表反映的是美国不同收入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70年代以前，占全国20%的上层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由1936年的51.7%降到1965年的41%。

而中层家庭（从次低到中上）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缓慢上升，由1936年的44.2%上升到1965年的54%。

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略有上升。

美国不同收入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单位：%）但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70年代后半期收入差距开始呈现扩大倾向。

对20%收入最高者和20%收入最低者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两者的差距在1974年是7.5倍，1992年扩大到了10.2倍。

1977到1992 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部分几乎都归入富裕阶层手中。

在这15年间，美国全国60%的人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下降了，只有40%的人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最穷的20%的人的税后收入绝对下降了12%，而最富的1%的人的税后收入却增长了136%，其平均收入从约20万美元增至48万美元左右。

49.723.214.98.73.6200049.423.215.08.93.6199948.723.315.29.13.7199546.923.315.710.04.2199444.724.016.510.54.3199244.323.716.610.84.6199044.623.716.510.64.6198944.024.016.710.74.6198843.824.016.810.84.6198743.724.016.810.84.6198641.824.417.411.35.1198141.124.117.611.85.5197641.023.817.612.05.51971最高的20%第四个20%第三个20% 第二个20%最低的20%年份美国不同收入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单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

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全部财产集中于一人；基尼系数的变大表示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报告》描述的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状况为：1950年为0.369，1960年为0.353，1970年保持不变，1980年为0.365，1990年为0.369；而在《美国住户、家庭与个人收入》中描述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为：1970年为0.394，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

无论哪种计算结果，都表明7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对差距在迅速扩大。

在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差距远大于上述收入分配的差距。

显而易见的，诸如银行账户、股票、证券、人寿保险储蓄等金融资产，公司、汽车、房产等实体财产，都仅仅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中期，美国财富分配中出现了所谓的“三三制”现象：1983年占人口1%的“上上层”占有国民财富的35.8%，占人口9%的“上层”占有国民财富的33.3%，占人口9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31.2%，这个差距在90年代继续扩大。

据美国最新的统计结果，1992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42%，而在1989年为39%。

这表明，美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中的速度正在加快，从而促成了所谓“超级富豪”的出现。

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埃蒙计算，在1983年到1989年财富增加较多的年份中，美国净财富从1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2万亿美元，增加的总额（6.7万亿美元）中的3.9万亿美元（占58.2%）被只占美国人口0.5%的最富的人占有。

现在，占美国人口总数的0.5的50万个家庭，拥有全部资产的39.5%。

这使美国在贫富悬殊方面处于发达国家的首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贫富差距其实是一个普遍想象；即便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也不可避免，更不用说尚在发展的中国。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差距的问题而因此松懈了对此问题的关注。

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实际上也就回答了这一问题。

以人为本，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需要我们慢慢地探索。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国差距拉大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 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 000亿元，人均近25 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 000亿元，人均约1 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

第三，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

第四，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

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甚至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第一，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同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术水平有直接关系。

我们不可否认，企业求生存，就必须雇用那些教育水平高的人群，而为了吸引人才，企业又不得不重金雇佣。

基于以上这一点，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社会本身就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即便开始时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这些许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差别。

简单地说，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农村孩子上不了学；就包括我们清华大学学生在内，来自农村的同学越来越少。

这导致社会中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扩大。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自然在找工作时没有丝毫优势可言，只能出卖体力，挣些微薄的工资；相反，教育程度高的则收入不菲；如此，教育程度差别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同时也造成收入差距。

恶性循环之下，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被一点点拉大。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市场经济的确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实践，因此必然会因为我们当时考虑不周而引发一系列矛盾。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不能完全取决于市场，政府权力这只手也介入到其中来，从而使资源不能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他们长时间垄断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同时，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很多官员收受贿赂，并且大给其他营业主好处，这样一来，“官商勾结”，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第三，农业发展面临困境，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耕地锐减，农民没有地，谈何增收；占有耕地减少，谈何增收。

我国虽为保18亿亩耕地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对耕地减少的局面遏制作用不是很明显。

物价上涨，使得本来产出低的农业投入增加，使得农民增收困难。

当然，免除农业税也的确帮了农民很大的忙。

农业结构调整落后于消费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农民手中，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最近几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然而现在，城市工作就业已接近饱和；每年创造的就业数远不能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增收变得更加困难。

第四，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