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学1.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较早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是分类学意义上的,她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形态类型学,当时的语言学家施列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根据语言在形态方面的特征,把语言分为附加语(affixal)和屈折语( inflectional)两种类型。

后来施列格尔的兄弟奥古斯特?施列格尔(August von Schlegel)又在前面的基础上加上了第三种类型:“无结构”语(nostructure),典型的如现代汉语[2?39]。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 ilhelm von Humboldt, 1836)又在以上学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类型:多式综合语( incor-porating language)。

如北美的一些语言,把动词和它的宾语整合成一个词汇形式。

多式综合语的词根上可以黏附多个语素用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一个动词词根上面可以黏附表示“时”、“体”、“态”、“式”、“人称”、“数”等各种语法意义的语素,可以构成一个结构很复杂的“词”。

同样,名词的词形也有类似的语素组合形式,具有“数”、“格”等语法功能的语素与名词词根整合为一个词汇形式。

实际上,奥古斯特?施列格尔的三种类型“无结构”(no structure)、“附加”(affixal)、“屈折”( inflec-tional)即相当于奥古斯特?施莱希尔的孤立语( iso-lating,例如汉语、越南语等),黏着语(agglutinative,例如蒙古语、日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屈折语( inflectiona,l例如德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

萨丕尔(Edward Sapir)根据构成词的语素的多寡将语言分为“分析语”(analytic) ,一个语素对应于一个词;“综合语”(syntheti c),少量的语素构成一个词;“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数量上较多的语素、一些特定词根一起共同构成一个词。

因此,后来他又根据词形的变化,将语言分为四种类型:孤立语( isolating,绝对没有词缀的);黏着语(agglutinative,有简单词缀的);溶合语( fusiona,l较多语素变化的, 可参照屈折语);符号语(symbolic,通过词的异根来变化)[1?40]。

但也有学者认为,分析语和综合语是从句法手段划分的两种语言类型,分析语是通过功能词(虚词)和词序以及成分之间的配合来表示句法关系的,而综合语则是通过词形屈折变化和词缀与词根的紧密结合来表示句法关系的。

前者如汉语、越南语、萨摩亚语,后者如拉丁语、阿拉伯语、芬兰语等。

在形态范畴上后来一般认为,孤立语中的词没有语法上的变化形式,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

黏着语的词根上有前缀或者后缀,这些词缀表示词的组合能力或语法意义。

屈折语则通过词形的变化表示词的语法意义,例如单数和复数、阴性和阳性、主格或宾格等等。

由于语言形态的多样性,语言类型学在语言的分类方面也有着多种角度。

例如:声调语言,语调语言。

其中声调语言又可分为字调语言(如汉语普通话、藏语)和词调语言(如日语、上海市区方言)。

主语为重的语言(如英语)、话题为重的语言(如汉语)、主语话题并重的语言(如日语)。

结构定型语言(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非结构定型语言(non-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Hale等)。

话题结构化语言、焦点结构化语言。

宾语处于动词之前的语言(OV),宾语处于动词之后的语言(VO)。

动词位置的语言类型:V1L (如爱尔兰语), V2L(如德语), VCL(如法语), VCR(如英语), V2R(如汉语), V1R(如日语)。

(黄正德)……等等。

传统的语言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分类性质的。

在调查和抽样方面其基本方法是数据和归纳法,尤其是早期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语言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的。

在调查语言的数量上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范围逐渐扩大。

格林伯格[5] 调查了30种语言,Keenan& Comrie[6]调查了50多种语言,Hawkins[4]达到200多种语言,Dryer[3]已经多达600多种语言,到1999年Dryer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了900多种语言, 2005年已经突破1000 种。

随着语言调查样本的扩大,更多的语言共性被发掘出来。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从分类走向解释,并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和规模。

较早具有解释性质并具较大影响的研究有:Altmann and Lehfeldt(1973)的《普通语言类型学:原则和方法》, Mallinson和Blake(1981)的《语言类型学:跨语言句法研究》,Comrie(1981)《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二版1989), 1983年Hawkins发表了Word OrderUni- versals。

Croft1990年出版《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以往从事生成语法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的 Hale于1992年发表了Basic word order in two“free word order”languages; Dryer也于同年发表了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orelations。

Whaley 1997年出版《类型学导论:语言统一性与多样性》, Jae Jung Song 2001年推出《语言类型学:形态和句法》。

Croft 2003年在1990年第一版的基础上作了重大修订,推出了第二版[34]。

当代语言类型学已经有了专业性期刊:Linguistic Typology,每期400页,拥有自己的专业学会: the As- sociation ofLinguistic Typology[ALT],会员已经超过 500人,该学会网址是http: //www. lancs. ac. uk/fss/organisations/alt/。

有相当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在该领域作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语言类型学已经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虽然在国内还未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刘丹青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的某些国情有关)。

国内最早从事语言类型学研究并积极介绍国外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的学者当推陆丙甫、余志鸿和沈家煊诸先生。

1984年陆丙甫与陆致极合作翻译了Greenberg的经典论文(详下),紧随此后,余志鸿 (1985)翻译并介绍了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其理论。

1989 年沈家煊翻译介绍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Comrie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

此后在沈先生的《不对称与标记论》中也有大量类型学的理论和背景,许多研究也都是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作出的。

陆丙甫除了积极翻译介绍了格林伯格的经典理论之外,同时也作了许多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工作,例如他的有关普遍共性的研究[19],以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20; 21; 22],都是在语言共性背景下而作的探索和努力。

此外,曹聪孙[7],金立鑫[9]等也在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等方面有所讨论。

21世纪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开始较为广泛地关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

如刘丹青[13;14;15;16;17;18],刘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是国内语言类型学方面“第一本重要的专题性论著,填补了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空缺”(见该书徐通锵评审意见)。

吴福祥[27;28;29]在历时共性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详下第4 节)。

石毓智[25]的专著也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背景下对汉语中的不少现象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国内外不少研究汉语的学者近年来也都开始关注语言类型学理论背景下的结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一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言学圆桌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会议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在语言类型学理论背景下对汉语本体所作的研究,例如史有为[24],徐烈炯[30],崔希亮[8],邵敬敏和朱彦[23],王洪君[26],徐杰[31], 张伯江[33]等。

金立鑫[10]在人类语言时体的类型和蕴含共性方面做出了探索。

2.现代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研究传统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较大的统计性质,但现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从统计分析走向逻辑验证,走向认知解释。

作为追求解释性理论的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类型学的建立,应该从格林伯格的研究算起。

最初的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当推“语言蕴涵共性”的理论。

现代语言类型学在操作程序和分析方面也使用演绎法,尤其是演绎中的逻辑蕴涵分析,特别是蕴涵推导的方法几乎成为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格林伯格于1963年发表了语言类型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论文: Some universals ofgrammar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meaningful elements,此文由陆丙甫和陆致极翻译发表于《国外语言学》 (1984(2): 45-60),这项翻译工作第一次将国外语言类型学的最重要的成果介绍到国内,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格林伯格在这篇论文中论及了共计45个语言共性现象,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条件语句”来表达的“蕴涵共性”,例如:共性25: “如果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名词性宾语也同样后置。

”我们可以将这一蕴涵共性用下面的蕴涵逻辑真值表来测试:VOprn VOnom 是否成立T T +T F -F T +F F +根据逻辑蕴涵的属性,上面的逻辑真值表中,第 2项不成立,其它3种形式都可以成立。

事实上我们能够找到第1种如英语,第3种如古汉语,第4种如日语。

而第2种(代词宾语在动词后,而名词宾语在动词前)我们却无法找到。

语言类型学研究对语言中的蕴涵共性的发现, 通过蕴涵关系表现这种语言共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蕴涵共性可以告诉我们语言的发展变化所受到的限制和条件,从而能够让我们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并为我们预测语言可能有的变化模式,蕴涵共性可以告诉我们世界上可能存在的语言形式和不可能存在的语言形式; 蕴涵共性还能告诉我们某些例外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格林伯格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蕴涵关系的变换规则是:两个命题(或者两个项目)的真值、蕴涵方向(是P蕴涵Q,还是Q蕴涵P)、前后位置,这三个要素中,同时改变其中的两个要素,其逻辑真值相等。

例如Croft[1?49]所举的一个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能够解释某种语言现象在历史演变中存在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包括某些形式发展更替的顺序、过渡阶段、某些语法标记的产生或消失(的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