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务员培训综述我国已建立了基本健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每年都会有定量新鲜的“血液”注入到公务员的队伍中，但是这部分人员并不是进入就能立即发挥作用的，同时作为先进入的公务员由于社会环境的更新变化，原有的工作方式，职业技能等方面也会出现不足，因此就有必要提升公务员的执行能力。
王济萍认为，人是政策行为的主体。
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能力强弱与政府执行力高低存在紧密的联系。
要提升政府执行力，首要的是促进“政府人”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强化职业道德，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以权谋私和弄虚作假。
提高理论水平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善于辩证思维，战略思维，防止和克服短期行为；提高其业务素质，根据现代公共管理的要求，加大培训力度，拓宽知识面，调整知识结构【1】，而能力提升的的关键则在于培训。
国外观点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很早就将投资于人的有用才能的价值作为资本看待。
在19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李斯特、马歇尔)也开始将人的技能和能力看作是一种资本，马歇尔指出“所有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投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
但是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对人才资源的开发才刚刚起步，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了培训的概念。
培训理论最初起源于心理学与科学管理领域。
美国古典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培训的理论。
科学管理四大原则中的第二条就是“科学地挑选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和使之成长”。
泰勒认为，培训是进行科学管理应遵守的普遍原则。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提出“官僚行政组织中的理想的组织模式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是依据经过培训、教育或正式考试取得的技术资格选拔的”。
他认为作为理想的组织，组织成员必须要通过参与培训和考核，是有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成员才能胜任岗位的需求，才有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务员培训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公务员制度的产生而产生。
而公务员培训作为一项完整制度的确立，是在20世纪40年代。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国外己形成了完善的培训机制。
Engenijuschlivichas指出:法律条文确定着公务员队伍的地位、服务原则，应从公务员培训的制度层次来考虑公务员培训的机制问题。
当然，培训的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像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A.Bandura)在二十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
他指出人们通过观察周围环境中那些值得信赖的知识渊博的人的行为而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有效的应对职位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也可被视为培训的一种。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于1956年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提出了强化理论，他强调人们行为是依据这些行为过去导致的结果来决定的【2】。
强化理论说明了企业要提高培训效果，让学习者获得知识，改变行为方式或调整技能，培训者要明确在受训者的态度中，哪些属于正向成果，哪些属于反向成果。
虽然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是基于企业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但是原本公务员培训理论的开发研究就是建立在企业培训理论的基础上的，所以在公务员培训的研究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此期间，培训的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才开始将培训作为一个系统，其研究内容涉及培训模式、方法、计划制定、结果评估等方面;弗农。
汉弗莱的“集体培训理论”使公务员培训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提出了从整个组织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的“集体培训”理论。
他认为一个组织应从整个组织去考虑培训计划，集体培训的过程就是改变组织行为的过程。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采纳了“终身教育”的概念。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的《终身教育引论》问世以来，终身教育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成为各国改革成人教育和学校教育并使之一体化的基本指导理论。
雷蒙德·A·诺依教授在《雇员培训与开发》一书中揭示了学习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也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管理组织，由此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
传统的政府理念已不再适用，而培训是对以往工作理念的更新，通过学习，使操作者与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相匹配，最有效的手段。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很多国家政府和优秀企业都积极投身于这次热潮中。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创建学习型组织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性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的全面阐述学习型组织。
即依靠对成员的教育培训，使每个个体、组织以及整个社会在共同愿景的基础上，不断自我修炼、改善心智模式，修炼团队学习，进而掌握系统思考的真谛，最终走向学习型组织，实现培训、学习和工作的有效融合。
西方的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虽受各国国情、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而不尽相同，但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公务员培训和教育，并把培养高素质公务员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马库德(Marquard。
1996)在“新学习”概念中提到，今天公共组织管理者和公务人员面临的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过去被动式的学习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具备新的学习能力是公务人员人力资源发展的核心，培训亦进入全新的领域。
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这个时期成功的组织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把办公室与教室连在一起。
”而且随着培训研究的深入与进一步的开发，关于培训的定义也越来越倾向于模糊传统上教育、开发、培训的分界，树立一种大培训的观念。
比较认同的定义是:由组织提供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与学习，旨在改进雇员的知识、技能、工作态度和行为，从而使其发挥更大潜力以提高工作质量，最终实现良好组织效能的活动。
国内观点《尚书》说：“任官惟贤才。
”又说：“官不必备，为其人。
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
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以官不得其才，比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对照现在的环境背景，就是说政府组织挑选人才，不必一味追求人员的齐备，要是所用人才与岗位匹配适宜，那么即便是人数上少一些，取得的效果还是会很好的，相反要是用人不善，那么也只是浪费资源而已，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人员能力与职位的适宜程度对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我国古代不乏关于对人才进行教育的思想，像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等。
但是鉴于社会性质的差异，这些思想虽然又体现出了最初的公务员培训，但是与现在真正公务员的培训思想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由此算来我国公务员的培训建设的时间并不长，鉴于我国公务员制度与党建是相联系的，所以从各届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我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发展情况。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干部标准问题，要求根据标准有针对性提高干部的素质。
60年代初，更向全党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具体标准。
邓小平指出实践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要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锻炼人才，并在实践中使用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
2003年，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教育培训观念，在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的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同各类人才成长的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用。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时间分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公务员培训制度才得到蓬勃的发展，国内外学术研究频繁，现今国内大量的理论观点也是来源于这段时期的，这也包括现今公务员培训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李庆红(李，2002)认为，师资不足、形式不活、机制不健全是当前公务员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搞好公务员培训重在创新机制，构建全程培训体系。
贡世康在2004年发表的《对完善我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几点认识》中也指出目前我国公务员培训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培训法规不健全，认识不到位，培训机构和施教机构建设力度不够【3】对此，周少歧(周，2003)在完善党政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的思考中认为:要解决现行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治本之术在于改变现有培训机制残缺不全、不配套、形不成整体功能的状况，并提出党政干部的培训应建立调学机制、督学机制、考学机制、用学机制的四大配套机制。
于春(于，2002)指出，公务员培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建立公务员培训的过程中，应着力于管理机制、教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只有这三套机制协调运转，才能使培训得到应有的效果。
而唐仕军认为：“政府执行人员执行责任心不强，执行意识淡薄是影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最大元凶。
”【4】《诗经》也说：“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5】再有才能的人，缺乏服务奉献的精神，对加入公务员队伍而言也是多余，数量与效率并不具备必然的关系。
为此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跟凝聚力。
”【6】在此，培训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在组织中营造一种组织文化，提升个人的价值取向，将个人融合到团体之中。
陈朝宗认为，当前许多执行层次的政府公务员平时由于不注重学习，因而不能准确理解上级的意图和政策的精神，在政治实践中导致信息沟通能力差，管理水平有限，缺乏行政力，最终使其对政策的尺度总是把握不准，政策执行不到位。
【7】对此，刘智勇主张把执行力建设与行政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并逐渐纳入到公务员聘任，考核当中，并与政府部门的决策，绩效评估相结合，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使每个公务员都能理解执行力的真谛，自觉提升执行能力。
【8】学者薛瑞汗则主张以实施《国家公务员》为契机，严肃法纪政纪，坚决改变各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力提倡终身学习的精神，通过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理论学习等方式，不断更新政策执行者的观念，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职业道德修养，执行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促使公务员掌握新的执行技术，手段和艺术，提高政策执行的效果。
【9】李群俐(李，2002)，则指出了公务员培训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并分析了公务员培训市场化的可行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