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复习重点绪论一、当代文学的性质、分期和特点1.当代文学的性质：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也应该涵盖港台文学，这只是个外延。

2.当代文学的分期：1949年—196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1977年—198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叫新时期文学。

，1990年—上世纪末或者至今，市场经济中的文学。

3.当代文学的源流和特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整体，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经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二、关于人、社会、文学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定位，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人、社会、文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比如尊严、人格、独立等等；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既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比如法制、民主、平等、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文学的现代化，是指脱离了“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

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所有这些，也是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文精神在几百年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

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了“五四”传统，还是背离和消解了这一传统。

包括对于港台文学，也不管任何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以什么样的流派、社团、口号出现的。

比如“左翼文学”、比如张爱玲等等。

三、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及成就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重要标示的，这一叙事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和文学的等级关系，或主从关系，这并不正常。

这就客观地揭示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这也说明，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没有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共和国刚成立时，当代文学发生过很多重大的理论讨论，但目的都是文学怎么样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不是出于对文学具体问题的兴趣（孟繁华教材第6页）。

第一章： 1949年—1966年的文学思潮1.历次文代会评介2.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4.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5.“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贯彻重点：建国初期三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及其主要危害：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由丧失或萎缩了创作个性的作家所提供的封闭的、单一的、贫乏的作品，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是封闭的、单一和贫乏的。

人们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接受一种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而很少得到审美的享受。

特别难以得到在审美中对社会、人、自我的体验。

文学向大众推出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让人学习、膜拜，却不向大众展示普通人的尊严和美。

文学作品教导读者如何崇拜领袖，热爱阶级兄弟，仇恨阶级敌人，却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权这些人类共同价值推给了资产阶级文学。

本来，提高大众的文学阅读与审美能力，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多年来的“大众化”。

却只讲作家向大众靠拢，而不讲大众向文化提高，甚至将后者斥为资产阶级“化大众”。

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

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和压制。

文学的交流，本来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对话，但工具化、政治化使这种对话由精神层面退到了政治层面，于是那种带有个性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文学阅读世界里一度消失了。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很少真实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灵魂所追求的东西}，没有经过普遍的思想解放与个性建设的社会，人不会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如果作家不在启蒙上先行一步，不能超越这一现实，那么他的作品也自然不会表现出更深一层的人的精神生活。

第二章： 1949年—1966年的小说（ 3课时）1.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代表作家赵树理、孙犁、茹志鹃2.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代表作家肖也牧、路翎3.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作家柳青、周立波、吴强、曲波。

重点：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赵树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和完整性的结构特点：小说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故事连贯到底，最后必定要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故事有来龙去脉、有头有尾（说唱文学和评书体）。

中国现代小说体式主要是外来的，横截面。

第二、在描写和叙事的关系上，吸取传统评书式小说的手法，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把人物放在情节发展矛盾冲突中，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其性格，少有静止的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也不像评书那样大加渲染，节奏明快，内容厚实。

第三、语言清新生动、幽默风趣、比喻形象。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的主题意义：是建国后17年小说中个性鲜明的作品之一。

作者用凝炼、含蓄、清丽的笔法创造了情诗一样优美深远的意境，整部作品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相比别出一格，显得委婉、柔美、细腻，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意境优美和谐。

诗化了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百合花一样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感动着无数读者的心．作者无意于着重情感的阶级性与革命性，而是将线索引向平常生活。

《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高潮，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也感受到无形的压力，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相比之下，战争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更加令人怀念。

仅就创作题材选择而言，“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重构策略的制定，就促使了两类题材创作的特别发达：一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其特征是建构历史叙事范式，突出求证合法性的特点，体现新的民族国家进行现代性重构的历史要求；二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其特征是建构现实叙事范式，寄予“后发外生型”民族国家建设新社会，迈向现代化的现代性重构愿望。

第三章： 1949年—1966年的新诗1.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的诗歌创作2.艾青、张志民、李季的诗歌创作重点：50年代以后的新诗，在内容上，它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

二者同时也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

“颂歌”样式成为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歌颂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

50年代、60年代新诗的特征：这个时期的诗歌，正如朱自清所说，今天的诗是以朗诵为主调的，“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

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抒写开国大典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新华颂》（郭沫若）、《时间开始了》（胡风）等诗。

到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达到了顶峰，无论任何题材、无论任何阅历的诗人，几乎都放弃了对独特艺术个性的追求，在统一的模型中诗人都加入了曲调相似的合唱。

第四章：1949年—1966年的戏剧《茶馆》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1. 截取三个横断面，这就是所谓侧面透露的表现手法：《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但是作者不太熟悉政治，于是就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的变迁。

全剧三幕各以一个时代为背景，给我们描绘出了旧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反动政治时期，那三个可诅咒的时代。

作者用形象化的历史图卷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旧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腐败已极，不仅下层贫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就连民族资本家、中小企业主们也无法生活，中国是非进行彻底革命不可了。

作家不仅揭露批判了黑暗的旧时代，也在作品中透露出了光明的信息，虽然含蓄但也切实地指明了中国应走的道路。

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代表社会斗争诸方面的大人物，而是让人们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去窥视整个社会，通过茶馆所可能容纳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变迁，带出整个社会的风云变幻，反映时代的本质。

2.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三个代表性人物，王利发，“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常四爷，给洋人干过，“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爱国的旗人；秦仲义，有财产，立志维新，主张“实业救国”，走“富国裕民”道路的民族资本家。

我们从这三个代表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地位，不同主张的主要人物同归一种命运，他们烧撒纸钱祭奠自己，这种沉痛的悲剧结局是对那个时代愤怒地控诉和嘲讽。

3.人像展览式的结构：众所周知，《茶馆》是一部结构特殊的戏剧，用的是一种典型的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它展览了70多个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风貌和性格特点，揭示了社会的一角。

这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老舍的创新精神。

被曹禺先生称为“古今中外罕见的第一幕”。

戏剧通过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点——茶馆，展示了三个时代的真实画面，叙说了50年间发生在这里的不同事件。

这些事件由登场的70多个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组成，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矛盾冲突随上场的人物的变换而变换。

这种结构特点，就像当今的一场时装表演会，通过一系列模特儿上场表演，将全剧组构为一个整体。

举例说明《茶馆》中荒诞与启发相结合的艺术特点：《茶馆》中“莫谈国事”的字条，在几幕中都出现了，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第一幕说：“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第二幕说：“‘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得更大”，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代反动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越加残酷的事实真相。

在剧中，一方面是人们害怕谈国事，另一方面，又写出“圣旨下来”维新派人物“谭嗣同问斩！”，“大清国要完！”以及伪市党部派人打进步学生，“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教员要罢课”，打手们根据上面的交派“看见教员就揍！”以为“罢课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就得揍！”等事实。

剧本通过这些描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莫谈国事”的纸条在剧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