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之“活埋”义考众所周知，史实并不等于史料记载，史料记载的加工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其中不少文字会随着作者创作的需要而游离于史实与主观想象之间。

因此，史学家常把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进行求证，而不以文献记载为确定史实的唯一证据。

但作为语言研究工作者，既要意识到语言使用的客观性，还要注意语言使用的主观性。

在史实与史料记载的相互冲突或相互印证中，语言研究既要把史实与文献词语的客观使用情况相结合，还要考虑特殊的人类文化背景对语言主观性的影响。

“坑”的“活埋”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焚书坑儒史料辨析“焚书坑儒”事件，除西汉《史记》有所记载外，东汉《汉书》及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及王充的《论衡》也都有所提及。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院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史记》卷六)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颜师古注曰：“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l，古老相传以为秦?l儒处也。

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l谷中温处。

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

”)(《汉书》卷八十八)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

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

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论衡?语增篇》)从以上所列文献材料看：首先，王充所谓“传语”者。

大概卫宏之类也。

且不说卫宏细节描述颇为传奇，令人怀疑。

被坑的四百六十余儒士，突增至七百，亦有夸张之嫌。

但就“坑”的过程来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其所传“坑儒”是射杀与埋杀并用；其次，王充所述，前文“坑杀儒士，实也”，与其后“又言尽坑之。

此非其实而又增之”相对而言。

也就是说。

王充认为“坑杀儒士一事是真的”，但“四百六十七人都被‘坑’却是假的”。

“坑杀”与“坑”相对举，说明“坑杀”与“坑”用义的不同，所谓“坑杀”似当为“坑与杀并行”。

因此，东汉卫宏与王充之“坑儒”说虽有冲突。

然杀害方式上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所用并非一种杀戮方式。

从卫宏夸言，王充屡用“传语”、“增之”之语，可知“坑儒”事至东汉时已不明确，而历代史料亦是囫囵带过。

0说明有两种可能性：一，该事件很早就有加工成份；二，人们对“坑”的杀戮方式有争议。

显然，两种可能性历来并存。

虽然如此，欲反证“坑儒”事不曾发生，或明确指出疑点在哪里，历来是个难点。

当代史学者或据史料全然否定有“坑儒”一事，或把对史实的怀疑与对词义的否定相联系。

语言学者亦通过否定史料记载证实其对词义的怀疑。

还原史实与辨析词义成为两项必须同时进行的研究工作。

但因为与“坑儒”事直接相关的史料和考古发现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说，“坑”作何解成为相对关键的证据。

二、长平之战史料辨析当然，欲考证“坑”的词义，不能脱离文献材料。

同时，要接近历史事实，我们也要合理利用史料，既不盲目信从，亦从整体着眼，取其合理之处。

既然无法根据“坑儒”相关记载及分析作出判断，那么引入其他与“坑”有关的史料可作为辨别的间接性材料。

据史书所载，在“坑儒”事发生的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件更为残酷的事，那就是白起“坑赵降卒”。

这两起事件相距时间不长，且都以“坑’作为杀戮方式，故研究者常常相并提起。

王充《论衡?命义篇》也提到“坑赵降卒”：墨家之论，以为人死元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於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

命当溺死，故相聚於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於长平。

……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

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

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

……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

相对“坑儒”而言，王充此时的语气更为明确，似乎坑赵降卒之事更为可靠。

“压死”、“陷”、“填而死”数语并用，表明“坑”即“活埋”。

由此反推其议论“坑儒”时“坑杀”与“坑”对举，可知王充所谓“坑杀”则是“活埋与杀戮并行”。

也就是说，王充认为“焚书坑儒”中四百六十七儒士并不是都被活埋，是一部分被活埋，一部分用其他方式处死；而长平之战中四十万赵卒均被活埋。

不仅王充这样认为，朱熹也相信是活埋：“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

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

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

如雁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

”安卿曰：“恐非掘坑。

”曰：“是掘坑。

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但同时，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春秋时相杀，甚者若相骂然。

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言不足信。

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

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尝有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万人死，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朱熹的怀疑不无道理，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针对曹操坑杀袁绍八万人一事，也提出自己的疑问：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

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

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三国志》卷一) 考古发掘往往给史实及史料研究提供可靠证据。

上个世纪考古专家们就发现了长平战场遗址，并对其尸骨坑进行发掘。

其简报有详细的说明：埋葬方式：整体观察，人骨标本既缺乏一定的排列秩序和分布规律。

更无层次可循。

头向东西南北皆有；面向上下两侧均见；葬式上统计俯身较多，仰身次之，侧身再次。

综合特点可概之为“杂乱无章，纵横相叠”的乱葬坑。

死因分析：坑内人骨为一次性乱葬坑，从性别全是男性，年龄组合为青、中年并伴有兵器出土、尸骨坑发现多处等因素分析，它应该是战争的产物，遗骸皆为非自然死亡。

长平一战，赵国降卒被阮四十万，当时“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露骸千步，积血三尺”，“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

双方虽然伤亡惨重，然?l杀的受害者是赵而非秦。

结合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永录1号尸骨坑内的遗骸应是赵军亡卒。

关于赵卒死亡原因，史书记载大都一致，即，“挟诈而尽?l 杀之”。

白起引剑自刭时，也叹其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l之，是足以死”。

“?l”、“?l杀”多解释为“活埋”，然而，从坑内遗骸的观察和分析，并非如此。

初步观察统计表明，未经破坏和扰乱的60个个体近半数或头骨无躯体，或头与躯干分离，应是死亡在前，埋葬在后。

还有14具头部有钝器、刃器、石块等造成的创伤痕迹，其中至少7具个体的创伤是致命的，应排除在活埋死亡之外。

剩余十多个个体死亡原因难以判断。

可能为活埋的仅有1例，编号A1：4。

俯身，面部向下，脑后部被晚期灰坑破坏，其他骨骼不见创作痕迹。

右臂下垂，尺挠骨扭曲状，左臂从腹下伸向右侧髂脊上缘，两腕相距约10厘米，左手掌骨与右手腕骨基本相邻。

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为软组织受伤致死而葬；其二为双手被缚活埋而死。

当然，永录1号尸骨坑仅有百余个体，尚不能完全反映数十万死者之死因。

该简报的结论是：根据骨骼排列和创作观察，死者绝大部分为被杀后乱葬的。

未发现大量被活埋的证据，这种现象有别于史书关于四十万降卒被?l杀的裁叙。

这些考古结论充分说明，白起“坑赵降卒”并不全然是“活埋”。

虽然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对活埋赵卒四十万言之凿凿，却并非史实。

依此可知：(1)所谓全部活埋的说法不可靠；(2)早期史料就已经对“坑”人事件进行了加工。

三、史料中其他“坑”人事件分析从相关或类似的历史文献着手，我们发现，从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40万)”，到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再到曹操“?l”杀八万人，甚至隋唐以后，“坑”人事件仍频见于史书。

对历代史书中“埋”与“坑”的用例分别进行分析后，发现“埋”、“坑”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

“埋”人事件大致可分为“全然活埋”和“埋与杀并用”两类。

有全然活埋。

如：壬辰，次狼河，获逆党雅里、弥里，生埋之铜河南轨下。

(《辽史》卷一)也有杀与活埋并用的。

如：始，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八日本。

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务排释氏且作乱于其国；日本起兵尽诛教人，生埋于土中者无算。

驱其船于岛口陈家河焚之，绝西洋人往来。

(《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n伽但更多的是埋、杀并用。

且从埋杀的具体描述来看，是部分肢体被埋入土中，再以其他的杀戮方式处死，并非因活埋而致死。

故不当为“活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余人，丕猜而忌之。

及永之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

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陕要击，腹之，斩丕首，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于京师，朝廷赦而不诛，归之于苻宏。

徐史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

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佳期，算栓期以为洛阳令。

(《晋书》卷一百十五) 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人无聊矣。

既肥大不任战，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

(《旧唐书》卷二百上)㈣侯景遣侯子鉴帅舟师八千，自帅徒兵一万，攻广陵，三日，克之，执祖皓，缚而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之于地，驰马射而杀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 刘感，岐州凤泉人，后魏司徒丰生孙也。

武德初，以骠骑将军戍泾州，为薛仁果所围，粮尽，杀所乘马啖士，而煮骨白饮，至和木屑以食。

城垂陷，长平王叔良救之，贼乃解。

与叔良出战，为贼执，还围泾州，令感约城中降。

感鲐诺，至城下大呼曰：“贼大饥，亡在朝暮，秦王数十万众且至，勉之无苦。

”仁果怒，执感埋其半土中，驰射之。

至死，詈益甚。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坑”人事件的描写则不同，多以“悉”、“尽”修饰：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

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

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

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三国志》卷二十八)义隆遣左军将军刘康祖赴寿阳，与仁相遇，仁大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