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刚好30年，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国家面貌都发生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变化，但在经过井喷式的发展后，一些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也开始显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00多年前洋务运动半途而废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

论述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异同洋务运动：⒈性质；资本主义⒉主要策划者：清政府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人⒊时间：好象是１８８８年左右开始的⒋目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抵制列强入侵，有复兴民族的意图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影响改革开发：⒈性质：社会主义⒉主要策划者：共产党人，有邓小平等领导班子⒊时间：从１９７８年开始⒋目的：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因为十年文革，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要复兴经济，借鉴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同时为了振兴中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基本都是不同的，但为了民族，这是相同点．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创造了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在明朝后期逐步走向封闭。

十九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给处于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当头棒喝，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在清朝晚期产生了洋务运动。

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意识到自己到现代社会的差距越行越远，所谓的天朝只不过是一块腐朽的破屋，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因此，战败后的清政府开始学习西方，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南洋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广纳人才，使中国的现代工业、教育、政治体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后，试点地区南洋和北洋都基本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功能，特别是现代工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很多方面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洋务运动的发起：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就日趋衰落，危机四伏。

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为掠夺原料和开拓商品倾销市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扩张，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难逃此劫。

于是虎门销烟便成了列强挑起战争的借口。

一向“夜郎自大”的清朝廷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

《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使侵略者攫取到了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中国则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外患日益加重的同时，内忧也逐步加深，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清朝廷的支柱八旗军和绿营兵在内忧外患中几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湘淮地主武装。

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大吏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军队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张。

这部分人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

他们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主张学习外洋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技术，用以武装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从而达到对付农民起义和延续垂死挣扎的满清王朝寿命的目的。

因此就洋务派的阶级属性和洋务运动的目的而言，我们不难明白它失败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的提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各方面工作的恢复和整顿,党内外一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表明长期以来理论上“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在实践上导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打破思想禁区，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

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真理标准大讨论一直延伸到1978年10月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这次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进行了讨论。

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强调要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会议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对本本教条的迷信和崇拜，突破体制和观念的重围，“杀出一条血路”，走改革开放之路，逐步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党的英明抉择推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从两次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分析，其历史命运必然不同。

洋务运动是在国家主权不完整、农民运动不断情况下内忧外患夹击中的被迫选择，而且朝廷上下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主要由一部分思想较为开明的大吏、地主所主张和推动，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呼应和有力支持。

特别是列强的入侵，主权的丧失，使洋务运动缺乏必要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其强国梦想必然破灭。

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家主权完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党所进行的主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在全党形成了共识并在党的集体领导下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进行。

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因此，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仅拥有政治制度条件，而且拥有十分丰富的社会资源，并在三十年来的实践中不断深入和发展。

指导思想的比较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明他们不敢否定几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以维系人心的治国经典，避免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之初就遭到顽固派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又表明振兴清王朝非其真心，他们早就明白，满清王朝大势已去，只能勉强维持，很难复兴，因为清朝廷的腐朽已无救药可医，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这种指导思想使他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之根本，而且技术引进又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

在世界资本主义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对新生事物的顽固排斥，固守封建社会腐朽的东西，不敢、不愿从根本上革命，不顺应历史潮流，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失败是必然的、注定的。

改革开放：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1]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

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1984年10月，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2[2]1987年8月，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3[3]至此，“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核心是全面现代化，是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是对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定位，所以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党对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不断推进和深化的，特别是独立、创新、开放保证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始终不偏航。

主要内容的比较由于洋务运动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就是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所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为手段，维护封建体制。

因此洋务派首先从军事工业入手，为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各省军队组建出一支现代化的武装。

在政治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洋务派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

所谓“大德”是指1860年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但没有推翻清朝廷，反而还帮助清朝廷打击太平军。

所谓“小怨”是指1840年以来，清朝廷屡次被外国侵略者所打败，并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

特别对侵略者助剿以灭其内患的举动感激不尽，清朝廷的外交路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鄙夷”变成了“亲夷”，这样，清朝廷在政治上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附庸，投入他们的怀抱。

在技术引进方面，洋务派主要举办军工企业，制造船炮，用以武装清王朝统治支柱——军队，出于发展军工企业的需要，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建立了一些学堂，并派遣了留学生。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改革开放在探索中形成了农村、城市改革的新内容和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农村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变化。

1984年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改革主要通过企业承包、利改税、引进现代制度，国营、集体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等系列变革，改变了高度计划、高度集中、平均主义，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等状况，并逐步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与此同时，开展流通、金融领域的改革，搞活市场和流通，激发全社会的活力，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政治领域改革逐步提上改革日程。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明确指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