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篇一：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

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

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

“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不忠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诛之；“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结党营私，结党夺权争利，使儒家文化官场的传统文化；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被儒家当作圣人，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出了问题都是小人（即下级）的过错和责任。

“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所以社会公德是不受重视的，自私自利衍生为团体、血缘和地域利益的亲疏，远近，轻重和高下。

所以任人唯亲是儒家这种文化的延伸；而强权就是真理，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只要有了地位，对于小人（劳动人民，下级和后辈）就会永远正确。

儒家构建的传统腐败文化的根源就是胜者为王，王者为圣，小人卑贱，败者为寇。

儒家统治的秘诀就是愚民弱民，塞民之口，利用流氓，屠民精英，所以法家和兵家就成了儒家的补充。

岳飞之类英雄虽然是国家栋梁，但是有能力的老百姓是君王最大的忌惮，所以岳飞的遇害不是偶然的，秦桧在官场和社会上的亨通是贯穿儒家政治的始终的，当然必要时还有替皇帝背黑锅和骂名的义务。

儒家文化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蔑视是根子里的，对法律至上是万分敌视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儒文化的劣根》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

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

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

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

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

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

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

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

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

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

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

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

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

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

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

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

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

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

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

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

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

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

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

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

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

”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

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

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

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跟民是主仆关系。

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

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

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

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

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

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

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

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

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

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

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

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

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

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

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

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

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

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

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

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

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

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

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

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

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

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

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

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

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