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乡村文化价值取向赵荟芸 030202100222【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解读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所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深入剖析沈从文独特的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并从作者乡土出身、苗族血缘及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客观因素和他通过人性美的渴盼与呼唤来重塑民族文化品格理想的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独特乡村文化价值取向产生的根源，阐明沈从文在湘西乡土世界中营建的“人性小庙”在激发人们对真善美和纯洁人性的呼唤追求中的积极现实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无疑是最具独立意识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

他的整个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热情和对城里人讥讽，并且以城乡对峙的结构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在这里，作者通过塑造在纯净的大自然中生活的16岁的翠翠、河边的老艄公、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等一系列富有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在这个远离都市、富有诗意的世外桃源中，流露出一代文豪沈从文钟情于乡村的文化价值取向，寄寓着他尊崇人性、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

一、《边城》是寄寓着作者审美观念和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边城》是沈从文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代表作。

作品描写了一位驾船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以致酿为悲剧的故事。

作者以清丽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哀婉而美丽的爱情故事。

全篇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古朴宁静的氛围中展开，真实地再现了湘西边境的山城茶峒的优美自然风光、恬静的生活画面、古朴的民情风俗，使《边城》成为寄寓着作者对“生命”、“美”、“爱”等人生理想执着追求的世外桃源。

1、《边城》的美，首先在于它给我们展示了湘西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

小说中所描绘的山城茶峒依山傍水，有蜿蜒如长蛇的城墙，湾泊着小小篷船的码头，山民们住着半水半陆的吊脚楼，一切都极富湘西地域特色。

那“两山多竹篁，翠色迫人来”的美丽青山；“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1]的小溪；“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2]的桃源梦境般的村落人家，再加上那悠云、翠篁、黄狗、白塔，一切美得那么自然、圣洁而古色古香。

整部作品流露出湘西农村尤其是疏野边地的情调，如一部古朴而又多彩的山水画，纯净美丽得毫无瑕疵，流连其中，令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

2、《边城》把人物的性情之美与淳朴的乡村文化融汇一体，构成了一个充满人性美的理想世界。

沈从文借《边城》塑造了心目中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及社会形态。

其中主人公翠翠是全书之魂，更是“人性美”的化身。

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

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3]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

她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

当傩送因为大哥天保的意外死亡而出走之后，翠翠在感情上仍然忠贞不二，她孤寂地牵着渡船，痴情地等候着情人的归来。

而作品中的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

因此作者无论是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还是邻里之间的互爱，从他笔下的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这也正是《边城》所构筑的作者审美理想的核心所在。

二、沈从文的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审美特征1、《边城》充分显示出沈从文审美价值的重要取向。

“边城”有诗一样美丽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有诗一样秀美、随顺的男女老少。

可以说，边城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美的，地美景美人更美，这是一处未经污染的“桃花源”，是人的性情净化的地方。

在这里作家反省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契机，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愤恨，饱含着作者对人性美的渴盼与呼唤，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品格重塑的理想。

同时综观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湘西世界”，整个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热情和对城里人讥讽，并在翠翠、傩送等一系列湘西农村儿女身上寄托了作者以真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流露出作者寄情于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2、沈从文乡村文化价值取向的独特性。

由于沈从文以乡村文化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小说常常被冠之以“乡土小说”、“抒情小说”，乃至“田园”、“牧歌”等比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概念要更显“少数”和“另类”的概念。

但他的创作与丁玲、孙犁、赵树理等近代其它乡土作家相比，又有属于自己的明显特征。

《边城》创作的二十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现代思潮广为传播之时，帝国列强蚕食中华，各路军阀混战不息、革命形势星火燎原。

当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以新的、西化的、现代的、中心的、精英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乡村的生存方式，即使一部分乡土作家，也是以一种在热爱土地中带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的复杂情绪来抒写乡村的时候，沈从文却做出了几近反方向的文化选择。

与作品的时代背景相比，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似乎是绝缘于时代大潮的“世外桃源”，没有销烟战火，远离革命抗战，更无关乎现代都市文明。

即使在主人公翠翠身上，也没有我们常见的正统文明的色彩。

她的品格不能以所谓的“学识”“文化”“教养”等字眼来规范，更与进步、革命、坚强等崇高而空泛的字眼无关。

她的率真淳朴，悠然自得，给人的直接体验的是：作为生命的本身以及人性美的自然体现。

——这便是沈从文乡村文化价值取向的落脚所在。

在《边城》中作者有意回避了边城兵匪之忧和日渐渗透的都市文明病这些“目前堕落处”，有意强化这里的美丽质朴宁静和谐，意在给自己、给读者留下一个如诗如画的梦一样精神的家园。

作者对湘西乡土世界的赞美和认同几乎是无保留的，甚至于到了刻意美化的偏爱程度，如对于边城妓女，他写道：“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4]。

作者把湘西乡村文明作为异化了的都市文明的对立面加以渲染，一面批判都市文明带来的恶果，一面赞美自然纯朴的人性，从而极力追求一种古朴宁静的乡村文化景观。

这种对于边缘的、民间的乡村文化立场的坚守使得沈从文成为解读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态的独特文本。

这个执拗的湘西人，在失望于城市之后，反观乡土，想去找到精神家园的归宿。

他依了自己乡情的导引，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从而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5] 的既是写实意义上更是理想寄托意义上的乡土世界。

他发现了湘西豪侠、仗义、慷慨、雄健、粗犷等民风中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湘西人自然不做作、葆有真性情的自然人性。

但是他并没把湘西纯朴优美的人性夸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单一存在。

沈从文反思湘西文化，觉得湘西人对自然妥协，表面是显得更具人性、更自然，然而结果却终将不适应潮流，被赶出历史舞台。

他从湘西社会从过去到目前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二十年来的内战”“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6] 而三十年代殖民主义经济的侵入，已使“农村社会所保存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性美，几几快要消失无余”。

[7] 因此，在《长河》及后来的一系列创作中，再也看不到《边城》那样纯美的牧歌了——尽管《边城》也体现了“长期处于压迫的少数民族敏感而富于幻想的隐忧”[8]。

这时，他的感受是“沉痛哀惋”的。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几乎构成了他的小说的一个基本风格和色调的对带有鲜明泛神色彩的边地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充满着原始雄强的生命力的边地自然人物的精心刻画。

这里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理解——自由、雄强、真情。

人们在阅读沈从文的小说时，往往在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其对在城市中人看来奇异神秘的风土人情的描绘记叙上，从而忽视了这“风俗美”、“人情美”的另一面——乡土世界的真实状态和乡村人物的真实生命体验。

人们乐于欣赏其中的人情纯朴、风景如画，却往往忽视了底层人民生计的艰难；人们乐于欣赏风俗的奇异和人性的本分，却往往忽视了文化的闭塞和落后、社会的愚昧和野蛮。

而这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都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

三、沈从文独特乡村文化取向根源探究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这两个对立的二元文化结构中，沈从文之所以选择以湘西世界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并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来寄寓他的审美理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

1、沈从文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客观上根源于作者乡土出身，苗族血缘及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

一般说来，城乡既是社会界线，也是种族界线、文化界线。

这种由于城乡经济差别导致的文化自卑感几乎是先天的，与乡土血缘俱来的，也是难以更改的。

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沈从文虽出生于湖南凤凰小镇的军人世家，但自幼就与乡村生活有着血肉的联系。

1917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辗转于绵延千里的沅水之上，更使他谙熟了那块土地上人民爱恶哀乐的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风民俗，乡下人所具有的那质朴善良的品行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此，尽管后来他也住在了城里，成了所谓的城里人，但他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而是住在都市里的乡下人。

都市生活的浮泛与喧嚣，既使他感到孤独与自卑，也使他产生反感与失落，所以他从来就没有也不打算在文化上注册于都市，他的灵魂也许根本就进不了都市。

在几十年的都市生涯中，沈从文总是念念不忘甚至可以说是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

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 [9] 同时，长久以来，苗族文化在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汉族文化面前势必也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对于有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来说，苗民长期被歧视的屈辱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自卑，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自然也潜藏在他的身上，并形成了他自卑的文化心理和忧郁的文化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