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Arrow （1962）最早使用外部性来解释技术溢出效应，他认为拥有高技术的企业通过研发活动提高自身生产率的同时，由于溢出效应使得外部厂商也能够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由于溢出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以及技术溢出等。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
逆向技术溢出一般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向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的方式参与到高端产业链中，从而能够接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研发资源、智力因素、管理经验，进而实现东道国的技术向母国的扩散和溢出。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十分重视，已经有较多国内学者研究发现FDI 对中国有重要的技术溢出作用。
相比较于外商直接投资（FDI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 ）起步较晚。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加快了OFDI 的步伐。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OFDI 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OFDI 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机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展开。
二、OFDI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目前，关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三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海外研发溢出机制，该机制认为研发活动是技术溢出的主要源泉。
Kogut and Chang （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的海外OFDI 集中于美国，由于研发活动的要素、人员以及成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共享，所以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日本的技术进步；第二种机制是经营成果反馈机制。
该机制认为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分公司学习海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知识技术可以间接地促进母公司的技术水平；第三种机制是内部整合机制。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获得海外公司的先进技术通常采取海外并购，但由于受当地政策的约束，不能直接获得其核心技术，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整合方式获得其先进技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万向集团。
三、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国外学者在研究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其结论大都认为OFDI 能够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
国外学者Coe 和Helpman （1995）基于OECD 国家的数据，同时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 ）来衡量技术水平，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研发溢出促进本国技术进步。
之后，Lichtenberg （1996，2001）和Pottelsberghe （2001）扩展了国际技术溢出渠道，测算了通过OFDI 渠道国际R&D 对本国TFP 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OFDI 渠道也能获取研发渠道。
Masso 和Vahter （2012）通过对爱沙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爱沙尼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
ALAz-zawi （2012）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OFDI 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Behera 等（2012）的研究也证实了OFDI 的外向技术溢出与母国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关系。
Yang 等（2013）基于中国台湾地区1987~2000年的数据，研究了台湾地区制造业OFDI 对企业OFDI 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综述□文/宋青松1陈汉林1，2（1.湖北大学商学院；2.湖北省开放经济研究中心湖北·武汉）［提要］本文首先就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进行梳理；重点归纳总结近期国内外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大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来研究OFDI 与技术创新进行梳理；着重对以上文献进行简要评述。
关键词：OFDI；逆向技术溢出；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月8日金融/投资No.3x 2019《合作经济与科技》55--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台湾地区企业的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晚。
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观点：（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促进母国技术进步；（2）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明显。
比如，赵伟等（2006）基于修正的国际研发溢出模型，对O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对R&D要素密集的东道国进行OF-DI能够显著地促进技术溢出。
王英、刘思峰（2008）基于国际R&D溢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存在，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要小于国内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周游（2009）通过对中国1987~2006年的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OF-DI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非是起直接作用，而是通过OFDI的技术扩散间接促进国内全要素的提升。
李平、宋丽丽（2009）在其基本模型中添加研发溢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同时基于L-P方法来测度TFP，结果发现，国内科技进步主要归因于国内的研发投入，但是同时OFDI也会对本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
比如，白洁（2009）利用1985~2006年中国对14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OFDI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却是不显著的。
刘明霞（2009）利用2002~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并以专利数表征创新能力，研究发现，在短期内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种专利类型都有积极影响，而从长期来看，OFDI仅仅对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外观设计专利数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刘伟全（2010）基于1987~ 2008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OFDI的母国技术进步，结果表明，OFDI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明显。
国内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除了发现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外，还进一步发现OFDI逆向技术效应还存在地区差异性。
比如，李梅、刘士昌（2012）基于2003~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研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OFDI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却存在地区差异性。
具体表现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OFDI的逆向技术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明显；而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明显。
叶娇、赵云鹏（2016）利用2002~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综合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利用了动态估计的方法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OFDI具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TFP的提升。
进一步地，作者还发现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还存在着地区和行业差异性。
四、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的产出，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
比如，沙文兵（2012）利用中国2004~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同样存在地区差异性。
何建华等（2016）利用中国1996~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OFDI的逆向技术效应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现价段，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为负向作用，而且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表明，OFDI并非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
孟青兰（2017）利用2004~ 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
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不同视角来研究OFDI与技术创新：（一）融资约束和金融发展视角下OFDI与技术创新。
罗军（2017）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门槛回归模型，并以融资约束为门槛变量，研究了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民营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不同融资约束情形下，OFDI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具体表现为：在民营企业受到融资约束压力较小时，OFDI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民营企业受到融资约束压力较大的情况下，OFDI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不显著。
殷朝华等（2017）利用2004~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普通面板回归方法发现了现阶段我国的OFDI对我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
并且作者进一步通过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中国O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具体表现为，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小于较低门槛值时，OFDI对自主创新存在负向影响；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低门槛值时，OFDI对自主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当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高门56--槛值时，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则更加明显。
（二）制度环境视角下OFDI与技术创新。
李梅等（2014）为了考察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在其研究中，以知识产权保护来衡量法律制度，以政府扶持、金融支持和政策开放度来衡量经济制度。
通过利用2003~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地促进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制度环境不完善导致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有限。
宋跃刚、杜江（2015）认为现有实证文献中较少有关注制度环境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效应的研究，因此其在研究中构建了“中国化”的制度环境指标和技术创新能力指标，通过利用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结果发现，就总体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而制度环境则对区域创新能力无显著影响。
就地区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没有促进作用。
制度环境对中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衣长军等（2015）以L-P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以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通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制度环境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吸收能力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确实存在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