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三则学习目标1.初步了解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概况，辩证思考理学的历史意义。

2.引导学生讨论并把握朱熹在理欲问题、义利问题、读书方法方面的基本思想。

知识积累文学常识作家朱熹，（1130—1202）字元晦，号晦庵，谥文公。

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

福建人，19岁中进士，朱熹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但是授徒讲学近50年，在思想、哲学、古籍注释整理、教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一代宗师。

朱熹有很多著作，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和《近思录》等。

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中国元、明、清各代近700年之久，成为官方哲学、儒学正宗，《四书章句集注》被政府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影响极大。

我们对《四书章句集注》稍作一点展开。

所谓的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这四个著作之所以能够并列在一起，就是朱熹的挑选。

他不但挑选，而且用了毕生精力为之注释，据说直至去世前还在修改。

朱熹在《四书集注》当中，不重训诂，把对文字的解释放在次要的位置，而重在义理，朱熹以精炼的文字，阐述了他的理学思想，把《四书》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如他的门徒所说，这是一部“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之作。

可能有人认为，朱熹的弟子是吹捧自己的老师吧，实际不是。

即使以今天眼光来看，《四书章句集注》仍然是读四书的最重要参考书。

朱熹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门客弟子众多。

朱熹的门客九十多人仿照孔门弟子编纂《论语》的先例，记录、编纂了朱熹讲学时的一些问答，这就是《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由于《朱子语类》的记录方式是口语化的，加上南宋距离现代并不久远，所以，今天我们看这部书并不觉得言辞古奥，相对而言是比较浅近的。

注意，这里说的是言辞上的浅近，而不是意思、道理上的肤浅。

《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是朱熹长期讲学的记录稿。

朱熹的门人九十多人记录了他的讲学问答。

《朱子语类》由黎靖德在南宋度宗成淳六年（1270）编辑出版，是一部较为完备的记录稿。

记录稿采用了语录体的分类汇编形式，全书共140卷，分为“理气”、“性理”、“自学”、“治道”、“训门人”等26门，约200万字左右。

《朱子语类》内容涉及哲学、宗教、伦理、经学、教育、自然科学、治学态度等方面，是研究朱熹思想与朱子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字词汇总数（shù）过：几次略晓：大略通晓厌：通“餍”，满足得趣：明白其中旨趣愦愦（kuì）：昏乱不清醒芜秽(wúhuì)：杂草丛生交战之机：交战的关键战战兢兢：害怕而发抖，或小心谨慎的样子仁：实现仁德自家：自己大段：仔细以为：以……为切己：切身说话：说教睹：察看剖（pōu）判：辨别，分析喻：明白不肖：不才，不正派将：助词，常用于动词后，无实意课文精要理解主旨第一则这一则的主要内容是朱子讲读书方法。

朱熹对于学生读书，一向主张精读，反对贪多。

他认为为学者必须通过熟读精思，其学习才会取得进步。

第二则此则讨论的是天理与人欲的问题。

天理与人欲，或理与欲的问题，是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

简单地说，理与欲的问题，就是道德规范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

第三则本则围绕义利问题展开。

朱子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并进一步作了阐释。

指出选择“义”，便是向内，才能步入圣贤殿堂，选择“利”，便是“向外”，只会趋向不肖之途。

把握重点对理欲之辨的进一步讨论《朱子语类》当中所讨论的天理与人欲问题，以及义与利的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在当代社会中，人的物质欲望与社会规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的利益追求与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结合这些实际，我们的讨论才会更有意义。

在这里，我们只对理欲问题从哲学的角度作一简单的分析，以使这个问题的真实含义更加明确。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提出，什么原则能够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而成为指导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呢？康德肯定地说，用感性的经验和欲望作为这种原则是不行的，因为基于感性欲望的原则只能引导到快乐主义。

如果人用以指导行为的原则是基于对快乐或痛苦的感受，那么，尽管这个原则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但决不可能成为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法则。

也就是说，一切从欲望官能的愉快与否来决定道德法则的动机永远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

决定人的意志动机的只能是理性法则，而不是感性法则。

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服从理性的命令。

很明显，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舍生取义”，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与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宋明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它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

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

理学家所要去除的“人欲”，并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在朱熹看来，人因饥饿而“饮食”，是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并不违反“天理”，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

理学所讲的理欲之辨，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其实就是理性对感性的限制，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在天理人欲的关系当中，人的欲望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道德的本质是对感性欲望加以限制，其限制的具体程度与范围虽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伦理学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是永恒的，这也正是人之高于鸟兽而成为万物之灵的地方。

由此，我们才可以对理学所讨论的天理人欲之辨有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理学有比较公正的了解，从而避免对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作简单化的否定。

如何认识、评价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包括李贽、戴震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理学的批判？或者说，我们今天应该对宋明理学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

第一，一定时期对理学和儒学的批判，都有各自的思想史背景，不可以把这些批判绝对化。

如李贽对理学的批判，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程朱理学变成了无需怀疑、无需讨论的官方哲学。

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之下，自然会引发批判。

又如戴震所说的“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其实并不是对理学价值体系的全面否定，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统治者片面地借用其道德准则体系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抹杀准则的相互制约性而造成对被统治者的压迫。

因此，他的批判其实是指向统治者的。

又如“五四”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理学持续不断的批判，主要还是出于救亡启蒙的现实原因，以及一些保守派对儒学的歪曲利用。

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对于理学和儒学的批判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提出的，这些批判又是针对儒学当中的哪一方面。

真正理解了这些问题，才可以明确对理学批判的深刻含义，同时也不会对诸如“以理杀人”“灭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作简单、片面的理解。

第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学以及儒学当然有其落后的、应该批判的一面，而且一定的文化批判有其健康的合理性，这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有积极的意义。

如理学重道德，轻知识，虽然它对儒家的道德哲学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理学以及受儒学影响的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对于科学知识方面用心很少，甚至排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一点重视知识的特征，但朱熹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体认儒家所讲的人伦道德，因此他的最终归宿依然是修养论）。

理学的这一特征，对于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最终落后于西方，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又如理学在六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逐渐僵化，排斥异己，并成为加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

理学的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批判的。

但批判理学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学，而是要作深刻的文化反省，并从今天文化发展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评价。

第三，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理学以及儒学批判最为深刻的，就是理学以及儒学阻碍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

大多数学者认为，理学以及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专制主义的，因此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当中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民主思想。

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海外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内学术界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儒学，重新探讨儒学与民主的关系。

传统中国固然没有发展出现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但儒家思想是否也有一些和民主思想相通的地方？儒家思想能否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一些思想资源？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可供学生进一步讨论。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甚至科学）并不是不相容的。

儒家思想可以为现代的民主提供某些方面的基础。

这个认识的确立，可以对理学以及整个儒学当中的许多问题做重新认识，并对理学和儒学作出更为积极的评价。

第四，理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最高峰，它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另外，理学对于中国宋元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统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在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魏晋以后，中国分裂了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唐代又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也恢复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但唐朝在思想文化上奉行的是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宋朝建立以后，则在哲学思想领域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的哲学体系，这就是理学。

理学批判而又融合了佛教、道教，继承并发展了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都以理学为统治思想，都以儒家为正统。

此外，理学还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知识迁移阅读下面的新闻，谈谈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怎样理解朱子的“天理”“人欲”？7月17日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县××局原局长晏大彬因涉嫌受贿2226万元，昨日在该市第二中级法院上堂受审。

晏大彬因受贿金额巨大而成为“重庆第一贪”；而其妻则因帮助洗钱，同时走上了被告席，成为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指控“洗钱罪”的全国第一人。

该案将择期判决。

今年1月14日晚，重庆南岸区铜元局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称楼上房屋严重漏水，而该业主不在家，保安不能擅自进入他人住宅。

民警随后赶往这处小区。

警方人士赶到后，发现这户居民的水管爆了，物管开始处理漏水，民警则发现卫生间有8个矿泉水纸箱，用胶带密封着，但被水浸泡，已经打湿。

民警和物管人员帮着把这些纸箱搬到室内干的地方，却发现下方已被泡烂的一角露出了一扎一扎的红色纸张，里面竟然全是百元大钞，总计为939万元。

这一案件很快被移送到重庆市纪委。

钱的主人很快明确：它们都属于一位名叫晏大彬的男子了。

检察机关查明：晏自2019年底担任县××局局长到201 9年底，在巫山长江大桥及该县各公路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63次共接受建筑承包商送钱2226万元——这一金额，相当于当地年财政收入的2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