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三星堆出土文物看神秘的古蜀文明——以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铜纵目面具为例发表时间：2019-12-27T14:53:11.16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12月57期作者：王姬[导读] 本文将从世界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选取其中三例较为典型的器物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以及铜纵目面具，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通过揭示这三个器物象征着的古蜀文明中的“树崇拜”、“手崇拜”、“眼崇拜”，努力探寻这些器物背后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奥妙所在以及古蜀文化的特点在这些文物上的体现。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摘要：本文将从世界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选取其中三例较为典型的器物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以及铜纵目面具，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通过揭示这三个器物象征着的古蜀文明中的“树崇拜”、“手崇拜”、“眼崇拜”，努力探寻这些器物背后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奥妙所在以及古蜀文化的特点在这些文物上的体现。
关键词：三星堆青铜器；蜀文明；图腾崇拜绪论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最大的贡献在于，用自身的存在昭告世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等，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下面我们将从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铜纵目面具这三例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物出发，发现它们身上所蕴含的古蜀文化的因素。
一、巴蜀文化与古蜀文明巴蜀文化包括巴文化与蜀文化，其中的巴文化以重庆为地域中心，蜀文化则是由三个古族组成。
巴蜀文化即巴和蜀两个地域的文化性格记忆融合在了一起，形成刚柔相济、阴阳相和的一个共同体。
从文献记载来看，巴、蜀交融已是战国之后。
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巴和蜀一直都是分开指称的，殷商甲骨文中也是并没有巴蜀连称，《左传》里有巴子、巴国，但没有蜀国，只有个“蜀”字，却指的是山东某地地名。
这一情况表明巴蜀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还没有可以联合指称的概念。
直到战国，巴和蜀才连称，《战国策·秦一》中合称“巴蜀”是最早的记载。
巴文化与蜀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割舍不断。
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四川地区的古文明。
据《华阳国志》里记载，古蜀国开明王梦见一座城郭在移动，便依梦境把都城迁到了成都，人们认为这便是成都作为古蜀之都的开端。
汉晋时期，包括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在内的文献，记载了古蜀国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蒲卑”“开明”五个朝代，每个朝代“各数百年”。
赵殿增曾在《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中提到：“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
若说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
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多元文化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源头之一。
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程中成为中华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二、青铜神树与古蜀文明青铜神树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二号祭祀坑，它共包括大型神树两件以及破碎到无法拼接的小型神树及一些残段，通高396厘米，残高359厘米，圈上三足呈拱形，类似树根。
座上为树根，其上套铸三层树枝，每层出三枝弯曲向下，全树共九枝；二号大型神树人为损毁比较严重，残留部分为树干和树座两部分；小型神树只有一件比较完整，也颇有特色，残高50厘米。
对于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神树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首先是扶桑若木说，主要依据是《山海经》和《淮南子》，认为神树就是古代传说中分别长在东极和西极的两棵太阳树，即太阳升起和神鸟栖息的场所，这与桐树上的九个青铜鸟也相互印证。
其次是建木说，在《山海经》中，建木是一颗及其茂盛的通天神树。
《淮南子·坠地训》记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认为建木是一座神秘的天梯，但由于无法解释九只鸟，所以持该观点的学者并不多。
还有图腾说，部分学者认为建木具有图腾柱的特征，与古人对日影的观察有关，此外图腾柱的存在还满足了一个氏族的共同崇拜和信仰的需要。
另外还有摇钱树说，根据汉代出土的青铜摇钱树，因此推断这个神树也是一棵摇钱树，遗址又出土了很多贝币，有人认为这些贝币本来是挂在神树上的；此外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段在四川省盐源县出土的人兽纹青铜祭祀枝片，造型就与摇钱树相似，因两个器物都出土于四川省境内，人们不由得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
最后是外来传播说，分为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神树是从中东地区传来的象征性的装饰物，因为巴比伦乌尔王陵的出土文物大多都是这种形制；另一种观点认为神树来源于西亚民族对竹的崇拜，这是根据神树分节的这一点推断的。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里出土的这个青铜神树反映的就是古代蜀文明对于“神树”的崇拜，一般来说，对于树的崇拜是在全世界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的，但古蜀文明的崇拜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其他民族奉祀“松”、“柏”是将其作为神主等来看待的，而古蜀人则不同，他们将其作为一种巫术意味极强，能助他们沟通神灵的图腾物来崇拜。
古蜀文明对于这些神树、马桑、建木“似木又似竹”的充满奇妙意味的植物，正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印证了蚕丛等的实际存在，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悠久历史。
三、青铜立人像与古蜀文明青铜立人像也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出土时它被发现在当初埋藏时就已经被损毁，断裂成了好几截，虽然经过修复，它基本恢复了原来的形象，但其冠顶局部依旧残缺。
该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经过一系列研究和考察，人们已经发现和确认三星堆存在着众多的祖先英雄崇拜和图腾自然物崇拜（比如上文说到的青铜神树），但对三星堆这尊大型青铜立人的一双超常巨手，至今还鲜有人从原始崇拜观念的角度予以全面诠释。
其中，学者彭元江认为三星堆文物存在着对环管状巨手的崇拜，其含义博大，影响深远。
他提出古蜀人特定的“手崇拜”就主要集中表现在该青铜立人身上。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可能是鱼凫王或某位“群巫之长”的形象。
它两臂一上一下举在胸前，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手势十分夸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着一双环管状巨手的青铜人像在陕西西周墓葬中也有类似发现。
不管这些青铜人像来源如何，其夸张的环管状双手证明它们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有着文化的同源性，而且以环管状双手的不同摆放姿势，又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或许它们作为帝王或巫师，在祭祀时挥舞着巨大的环管状双手，窥天瞅地，向臣民们传达着神灵之意、祖宗之意。
夸张的环管状双手增加了神秘的气氛。
这种巨大的环管状双手是古蜀人出于对帝王或巫师的敬畏而臆构的夸张，但更可能是当时的“真实”存在。
显然不论是谁，都不可能长有如此大的一双手。
那唯一的可能便是帝王或巫师举行巫术礼仪活动时，双手握有两只制成环管状的手饰，即法器，并在袍袖遮掩下远远望去与真手浑然一体。
这一双巨型环管状手形法器，若为青铜制造会因过重而不便使用；估计当为木质，其使用时的情景被铸成青铜而记录下来。
今天人们看到的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和宝鸡茹家庄出土的青铜人像，正是三千余年前古蜀帝王或巫师们在巫术礼仪活动中的真实形象，是他们多种姿态的瞬间定格。
四、铜纵目面具与古蜀文明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它是三星堆“六大国宝”之一，宽1.38米，高0.645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
一双雕有纹饰的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造型雄奇，威严四仪，为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
因它那宽大的嘴巴，外突的双眼，高耸的鼻梁，还有飞鸟翅膀一般的耳朵，有人认为，这些被夸张了的五官，是否是临摹当时古蜀人的形象。
《华阳国志》中有关纵目的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那么这些高鼻突目的青铜人像很可能代表的就是蚕丛氏的神像。
传说蚕丛驯养了野蚕，他还发明了利用蚕丝制作衣服，使部族逐渐强大。
甲骨文中蜀字的写法，据考证，甲骨文中的“蜀”字有二十多种写法，但无论哪种写法，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这与蚕丛纵目似乎相配。
在2004年第4期的《四川文物》上有学者著文分析了三星堆存在的“眼崇拜”，该学者提出，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双眼造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架构和信仰，纵目和凸目都是由图腾崇拜和先王崇拜而来，是一种血缘关系的象征。
这种造型特点不是仅在铜纵目面具上体现，而是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人像当中都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明显的符号化倾向。
结语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靠器物，一个是口沿的变化，一个是它器形本身的变化，还有就是有些器物在何时出现，又在何时消失。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让传说中的那个越过长长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才能到达的古蜀文明走下神坛，让这个神话变成了切实存在过的历史，遗址中众多文物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纹饰和造型，也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研究历史的视野，让我们知道了一个有别于中原文明的、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文明古国。
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铜纵目面具，这三个器物分别代表古蜀文明的“树崇拜”、“手崇拜”、“眼崇拜”，本文通过器物表述的三种崇拜，从侧面描写了古蜀文明的精神象征，望一窥这个神秘文明的冰山一角。
参考文献[1]陈淳,殷敏.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J]四川文物,2005,6[2]陈刚,从三星堆青铜人像眼睛造型特点看古蜀的文化表达[A]1005-9652(2018)[3]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A]1008-0139(2003)[4]黄剑华,三星堆青铜神树探讨[J]巴蜀文化[5]季智慧,神树、金杖、筇与蜀文化[J]四川文物[6]李凯、王庆,巴蜀审美意识的产生——以三星堆和金沙出土器物为例[A]1000-5315(2015)[7]沈长云,论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A]1008-0139(2010)[8]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J]四川文物,2017,4(194)[9]谭继和,巴文化论[A]1008-0139(2018)[10]赵殿增,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J]四川文物,2017,1(191).作者简介：王姬（1996.06-），女，安徽省淮北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