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哲学动态》在2012年第2期刊出的文章《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看，高语罕是开启者和杰出代表，艾思奇等人则是继起者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各在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这种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我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早于高语罕，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贡献以及影响力较之他人也甚为突出，可以说，李大钊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

《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一文认为，高语罕撰写的三本书信体著作（如1921年的《白话书信》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零突破。

然而，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在1920年，李大钊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具体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绝大贡献。

首先，李大钊论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三部分：“社会组织进化论”是关于过去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是关于现在的理论；“社会主义运动论”是关于将来的理论。

李大钊强调，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去考察他的社会主义，因为“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根据“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2]的思想进行了立论。

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唯物史观的重要地位。

其次，李大钊概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

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

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

”[3]这一论述比较科学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

最后，李大钊阐明了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

“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其创立将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驱逐了出去，李大钊在此指出了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和学术上的历史进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传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起到关键性作用。

由于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加之该专号同时刊发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文章，所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少的注意。

之后，杨匏安、陈独秀、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也开始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俨然成为时代的“新潮”。

正如大钊所说的那样：“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5]教授尚且如此，学生们自然也不甘下风，纷纷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罗家伦在《今日之世界新[1]胡为雄：《高语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哲学动态》2012年第2期。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页。

潮》中，认为：“俄国式的革命在二十世纪就是社会革命”[6]傅斯年也发出了：“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的呼声。

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大为流行。

如1923年12月，北京大学一次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时，被调查的426名男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03人；30名女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22人。

在问及“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时，列宁在497票中独得227票，比威尔逊的51票高出176票，罗素排在第3位，而号称实验主义大师的杜威仅名列第11位。

[7]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革命先烈李大钊、陈独秀等的领导和传播下，迅速向全国扩展，其影响力不断深入人心。

可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实现其大众化的进程中，李大钊作为旗手和先驱者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一）刊出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李大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唯物史观，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因。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

”[8]紧接着又从现代社会学方面再次强调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

”[9]从史学和现代社会学等方面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论述，充分展现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掌握的思想深度，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学术价值的认识。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倡导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他对当时流行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封建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

”[10]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来探究思想变革的原因，并大胆推断：“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

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11]这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

李大钊在发掘并适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进行思想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研究，并且也提倡要将唯物史观的研究做深做细，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1924年，李大钊认为，应该研究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12]，可见李大钊不仅深入研究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中的观点，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看法，这是革命先驱探索中国出路的先声，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家革命事业结合的伟大设想，是具有开创意义和重大历史进步的。

李大钊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理解方面虽不能面面俱到，却始终走在研究的前列，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比要高出一筹。

（二）创办和编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报刊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轮流编辑。

1919年，《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

之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9年1月，“学生救国会”的自办刊物《国民》杂志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正式出版，先后刊发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1919年的11月份里，《国民》杂志（2卷第1[6]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

下注见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

[7]《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

下注也出自此页。

[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40页。

[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6页。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48页。

号）刊出了李大钊的文章《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3号连载了《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发表了《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文章。

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开始参与《晨报》的副刊改组等相关重要工作。

在同年的5月5日，李大钊在完成一些列关于《晨报》副刊的重要工作任务之时，设立了“马克思研究”专属栏目。

根据统计，从1919年的5月5日到同年的11月11日，该刊发表了5篇论著，使得该刊成为除《新青年》外的又一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

紧接着，从1921年7月《工人周刊》的创立到1922年6月其成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刊，李大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4年5月，李大钊又创办了《政治生活》，也就是之后北方区委的机关报。

这些凝聚着李大钊政治信念的报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在此前后，其他刊物甚至包括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和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等刊物，也都刊登了一些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据统计，当时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200篇之多，这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有人评论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

……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13]（三）主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目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几段译文。

编者在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

……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4]《晨报》副刊的重要栏目“马克思研究”，刊登了论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作，渊泉译)等，李大钊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年5月和11月，《新青年》第6卷5号、6号连载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19年11月起，直至次年的5月1日，另一个由李大钊鼎力相助的杂志《国民》也相应地在其极具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专属栏目“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刊登了一系列译文和著作[15]。

除此之外，李大钊还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翻译工作，在1920年，他组织专业人员翻译《宣言》的全部内容，同时也力求油墨印刷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实际的努力和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时期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200多篇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四）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