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3年第1期[内容提要]本文对元明清不同时期中贵州地区外来移民的方式、来源及民族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并对其在贵州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分析评价。

[作者]古永继（1953—），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地方史研究。

元明清时期，外地人口大量移迁贵州，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各自形势发展的不同，使得各朝代移民的方式、来源、民族构成和数量都有差异。

大体而言，元明时以军户移民为主，清代以民户定居为主；其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仕宦任职、军事镇戍、谪迁流放，以及民间的自发流移等；其来源，有军士、官员，有平民、商旅和贬谪之人；在民族构成上，元代主要是蒙古、色目和汉人，明代以汉族为主并有部分回族，清代与明代相似并有少量满族。

代贵州在元代尚未单独设省，其地为云南、四川、湖广三省分辖，重要机构设置者不多，于黔地任职的官员有73人，其中宣慰使都元帅、元帅等21人，宣抚使、安抚使等24人，总管、万户、知府、知州等28人。

元代还有在贵州多处派遣驻军的记载。

如：世祖至元十六年三月，以兵3000戍小龙番等处安抚司；十七年十二月，增补原八番罗甸宣慰司戍卒3000人中因征亦奚不薛分调的部分；十八年三月，遣兵戍守黄平、镇远等处；十九年六月，平亦奚不薛地，立三路达鲁花赤，留军镇守；二十年七月，立亦奚不薛宣慰司，增兵戍守；等等。

元军镇戍各地，往往就地屯田，以解决自身的部分粮饷问题。

《元史·兵志三》说：“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

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

”在黔西的乌撒、普安、普定一带，还有专门设置的军屯。

如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114户屯田；仁宗延祐七年，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

八番、顺元等处亦有军屯。

《元史·成宗本纪二》说：大德元年九月，原隶湖广行省的八番、顺元等处改隶云南，而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

元朝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执掌地方各级政权的官员、镇守将领及军土主要是蒙古、色目和归附汉人；贵州也基本如此，仅在某些地区参用了部分土官，另外屯军中还杂有一些组成爨僰军的云南彝族、白族人等。

外地进入者多带有幕僚、随从、家属，往往定居当地，子孙繁衍。

同时随着西南地区与内地交流的频繁，还有一些汉人、色目人商贾和平民从外地进入，数量多寡不一。

贵州不少地方，至今仍有元代迁来的蒙古族、回族与白族人口的后裔。

明代向贵州的移民，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

主要有以下几类：1、仕宦任职。

明代实行异地任官，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虽不限南北，但“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

这使得贵州各地流官府衙机构主要职位非外省人莫属。

史载贵州从永乐十一年立省至明末崇祯间任省级机构主要文职官员者1137人，其中总督27人，巡抚83人，巡按178人，布政使88人，参政128人，参议153人，按察使102人，按察副使及学政等212人，分巡道及佥事166人；如加上知府、知州、知县及各级机构中的杂职属吏，数量则更多。

这些省外籍官员居某一官位虽不会太久，往往在数年间一次、几次的考绩中或升黜，或调离，但官位常设，你去他来，流动周转，居于这些岗位的官员，自然也成为当时入籍本地的一批特殊移民，在传播中原封建文明、使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其他移民群体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2、军士留戍。

明初定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

” 洪武时明兵平定各地，军锋过后，随即留下相应军士镇守。

明代实行军籍制，卫所军士及子孙均入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更动；而且“军上起解者皆佥妻”，“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有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军人必须婚配，妻小跟随丈夫到戍守地点，不得随意迁徙或逃亡。

嘉靖时两广总督王守仁上疏反映广西驻军缺额严重，其中南丹卫官军人数不足500，但连同“其家众，则亦不下二千”。

说明明代西南地区军户家庭人口一般在4人左右。

贵州当地西南要冲，战略地位重要，“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大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即令其务必消除贵州的不安定因素，否则如当地土司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

故明军从入黔起，就在其范围内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东、中、西部直达云南的通道一线普遍设置卫所，派驻重兵防守；自永乐时单独设省后，更进—步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

有明一代，在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贵州卫、贵州前卫，及永宁、普定、平越、乌撒、普安、赤水、威清、兴隆、新添、清平、平坝、安庄、龙里、安南、都匀、毕节、敷勇、镇西20卫，如加上当时地属贵州而兵辖于湖广都司的偏桥、平溪、镇远、清浪、铜鼓、五开，及万历时于遵义所设威远，共275600人的编制。

嘉靖《贵州通志·兵防》所记明初全省18卫及黄平、普市2千户所驻兵原额，最多的普安卫即达30093名，其次赤水卫10307名，安庄卫9976名，清平卫9803名，最少的贵州卫也有5704名，总数达16万余人，如加上偏桥、威远诸卫，将远超过20万之数。

各卫下设所、屯、堡等，形成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分布各地，而大多集中于自贵州延伸于湖南、云南的通道周边。

这些军士，绝大部分来自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如按一军一户四口之家计算，当时贵州境内移民达六七十万。

可谓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故民间有“调北镇南”之称。

今安顺、平坝、长顺、镇宁一带，尚居住着20多万明代屯军的后裔“屯堡人”；因其“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所住地方多以屯堡如汤官屯、吴家堡之类命名，故又称“屯军堡子”。

屯堡人文化习俗世代相传，不仅语言服饰长期保留明代的特征，而且有演地戏、跳花灯、抬汪公、祭五显等习俗，婚姻、丧葬也保持了古代遗风，与后来进入贵州的汉族及当地民族均有不同。

3、谪迁流放。

谪迁，主要限于仕宦；流放，又称充军，则包括了所有不同阶层之人。

明代的充军分“终身”、“永远”两种。

终身者，充军之人单独至戍所，身死而止；永远者，“罚及子孙”，举家迁徙，世代不得返回故里。

明时的贵州被称“瘴疠蛮荒”之地，中原人视为畏途，成为官府安置贬谪官吏和充军罪犯的地区之一。

如：洪武时，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孔文山，以知府谪贵阳，“卒于谪所”，子孙安家于当地；永乐时，福建道御史范青以“言事”，谪贵州黎平府铜鼓卫；成化元年，“山东即墨县民于旺等七十二人俱自宫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充贵州边卫军”；成化九年，“都督佥事杨铭有罪，……发充贵州边卫军，家属随往”。

清平卫、乌撒卫、新添卫等地，即有卫人“皆江南迁谪”、“皆中州迁谪”、“迁自中州”之类记载。

谪迁者中最有名之人，当数正德时因触犯宦官刘瑾而被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的兵部主事王守仁。

4、自发流移。

民间百姓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自发流移，也是贵州外来人口的重要来源。

明初实行“移民就宽乡”政策，曾组织过移民往贵州，如思南、思州自永乐时废宣慰设省，“其官军士民移自中土，且因迁调附住于此，生齿渐繁，风化日启”。

但贵州总体上自然条件较差，可耕之地不多，故由官府统一安排的批量移民主要是军队屯戍，属行政安排的平民移迁则不似邻省云南显著，民间迁入者多系自发行为逃荒、流亡、经商之类。

如思南府，永乐以来，“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流寓者中又以四川、陕西、江西人为众。

尤其思南因地接川东重庆、播州、酉阳等处，“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数多”；嘉靖时，入境流民更是“络绎道途，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

一些土著大姓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己业，有的一家跨有百里之地，更是吸引众多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

一些逃亡罪犯也从各地拥至思南，“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逋薮”。

思南一度因“流民为患”，嘉靖时御史思南人田秋曾上疏朝廷，请于当地专置官员管理流民，“设道员以镇抚之”。

而处于湖广、云南之间的贵州境内交通沿线，则有不少内地商贩在少数民族村寨通婚落籍，被当地民族所同化，“浙江、江西、川湖流离及市鱼盐瓜果为生者，久之而化为苗”。

明末南明永历政权据西南滇黔抗清，也有不少追随者流落贵州。

如曾任河北永平知府的湖广黄冈人罗以忠，随永历至贵州，后来隐居遵义南乡之龙坪，安家立业，生有儿子4人。

明代进入贵州的移民以汉族为主，并有部分来自中原、江淮一带的回族将士；各地区中以四川、湖广、江西人居多，故嘉靖时有“贵州军民鲜少，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居”的说法。

移民中还有部分工匠，多系随军而来，至黔后或在军中或在官府服役；也有部分自发流入者，为谋生而各地奔走，思南府即有“工匠技艺之徒、嚚讼穿窬之辈，处处有之”的记载。

经过几代人数十百年的发展，一些外来移民在当地民族的影响下，形成了既保持着原本家乡习俗而又具有某些地方特点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