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

沙利文诉奥康纳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1973 年）

卡普兰法官：

原告病人基于被告外科医生对其鼻子实施的整容手术，以违反合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了 13500美元的陪审团裁决。随后的上诉状对初审法官对赔偿事项的指示的正确性提出了异议。

原告的诉求基于两项理由。其一，原告声称其作为一个病人，与被告医生签订了一项合同，被告在合同中承诺在原告鼻子中植入塑料从而改善她的外表，使她变得更漂亮；被告实施了这个手术，但是却没有达到他承诺的结果，反而使原告的鼻子产生变形，导致原告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以及其他损失和费用。第二项理由是基于此手术，原告认为此种对原告身体的损害构成医疗事故，声称被告医生在实施手术的过程中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被告对原告的诉求表示否认。

原告主张此案由陪审团审理。在举证结束后，法官把以上两条诉求提及的责任问题作为特殊问题提交陪审团，并相应地对陪审团作出指示。陪审团的裁决是，原告提起的违约之诉成立，而侵权法上的疏忽则不成立。

作为法官的指示和双方当事人上诉的背景，必须提到以下事实以便陪审团清楚明了。原告是一个专业演员，被告也得知这一情况。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与原告的主张中提到的相符。尤其从证物来判断，原告的鼻子术前很端正，只是过高和过长；被告实施了两个手术来压平和削短原告的鼻子，以期它能与原告其他五官更相称。但是事实上原告不得不又被实施了第三次手术，容貌被破坏了。她的鼻子现在正中呈球状，旁边还有一条凹线；从正面看鼻梁到鼻尖变得又扁又宽，而且鼻翼两边不对称。这样的外貌很明显不能通过进一步的手术加以改善了。但原告并没有说明她外貌的变丑导致了她的失业。原告给医生的手术费和医院的其他费用共计622.65美元。

法官指示陪审团，首先，原告有权对手术花费的费用得到赔偿。其次，她可以就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直接、当然的、近因和可预见的损失获得赔偿。这些是为原告的鼻子的变形的损害赔偿一即任何使鼻子变得更坏的改变一包括原告精神上遭受的损害，在此点上陪审团还应该考虑到原告的职业性质。由于被告的违约行

为，原告可以因第三次手术造成的疼痛要求赔偿，但是不能就前两次手术带来的疼痛要求赔偿。另外，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收入由于被告的违约而受到损失，不应计入赔偿范围。

被告在上诉中认为，初审法官错误地指示了陪审团可以考虑除原告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的花销计入赔偿清单（假定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告反对初审法官概括反对其主张，特别主张原告不能就第三次手术的痛苦以及原告容貌的毁损和相关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

原告也对上述判决表示不满，认为她有权就被告许诺的她可以拥有的鼻子的价值与术后鼻子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得到赔偿。不过，原告在上诉审的答辩状中放弃了这种要求。

本庭认为，被告的上诉被驳回。

有观点认为，有时医生与病人之间达成的保证达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协议因违反公共政策而不能强制执行。虽然并没有判例来直接反对此种协议应当被禁止的这一观点，但已经有很多判决承认并执行了这种协议，并且马萨诸塞州法律也认为此行为是有效的。这些原告的诉讼理由尚存在一些疑点，因此我们发现法院更倾向于认为被告的答辩仅仅在疏忽大意构成的侵权上而非因未能履行合同义务上存在合理性，尽管答辩人坚忍不拔地寻求后一理论。

不难看出，法院并未对上述合同理论进行积极的响应而是抱有怀疑态度的理由。鉴于医疗科学的不确定性，医生很少善意地就特定的结果做出许诺。因此，即使具有一般道德水准的医生实际上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许诺。医生所表达的具有某种乐观色彩的见解则是另一回事。这种见解的确可能有医疗上的作用。可是病

人可能在他们自己的脑子里把这种表述转变成肯定的许诺。如果就违反诺言提起

的诉讼得到轻易的认可，医生就会被吓得只敢进行“防御性医疗”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诉讼收到排斥，只有发生误诊时才有可能起诉，人们就会担心公众会收到庸医的摆布，人们对这一行业的信任最终就会发生动摇。法律所走的是中间道路，即允许当事人依其主张的合同关系起诉，但必须有明显的证据。

既然以合同为基础的诉讼得到了允许，我们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发现医生负有责任时，应采取什么标准来计算病人的损失。一些案例采纳了一种简单的观点，即对待医生作出的许诺应与对待一般的商业允诺相同。因此，胜诉的原告有权依违约赔偿的标准得到赔偿，即就“可预期的”损失得到赔偿。这一

赔偿额旨在使原告处在合同若得到履行时他本应所处的地位。这样，在Hawk ins v. McGee(84 N.H. 114,146 A.641) —案中，被告医生就被认为对原告做了许诺，

通过手术把他受伤的手变成一只完好的手。结果，这只手不仅没有治好，反而变

得更糟糕。该法院遵循通常的可预见公式，就请陪审团去估价一只完好的手与术后

的手在价值上的差异，并按照这一差价对原告进行补偿。若术后这只手既没有变

好，也没有变坏，也可以运用同一公式，尽管医生应付的赔偿金会减少。如果原告

没有向该医生付费，就要从赔偿金中扣除这笔费用。此时，病人不能就手术引起的痛苦要求赔偿，因为即使手术成功了，这种痛苦也在所难免。即，这种损害不是由

违约造成的。但是当病人因为手术而要承受本来应该承受的更多的痛苦的话，如医

生所承诺的，他可就这种痛苦的差异获得预期恢复得到的赔偿。可以指出，基于一个可替代的医疗事故的诉因，霍金斯案中的原告被驳回起诉，但是按照一般原则，这并不影响合同之诉，因为很难为违约之诉辩护，承诺人善意且无过失。新罕布什尔法院在 McQuaid v. Michou(85N.H.299,157 A. 881) 一案中进一步细化了对Hawk ins案的分析，在本案中也都是朝着把医患案例当成一般的预期利益的损害赔偿的方向来对待。

其他一些包括纽约州的一些案例，并未直接否认Hawkins —案中使用可预期损害赔偿的方法，而是表示应在基于所谓的达到一定治疗效果或使用一定的医疗手段

的特别协议的医患关系诉讼中，应当采取更为宽大的损害赔偿方式。尽管表述不同

但是实质相同，即原告自己支出的费用或其他由于被告违约而造成的近因的和可预

见的损害。(见 Rob ins v. Fi nest on —案，308 N.Y. 543,546,127 N.E.2d 330…)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返还利益，因为这并不限于恢复被告失

去的利益，还包括被告的支出如医药和护理费用，所以根据这种逻辑，接受原告因

被告的违约而遭受的任何变坏的损失。而非采用的“预期利益”的计算方法，因其

并未考虑这种被告承诺的效果和事实上由手术造成的效果之间的全部差额。而是倾

向于把原告置于缔约前的地位，补偿原告因对合同的信赖而造成的损害。这种合同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在 46 Yale L.J. 52,373中作者提及，尽管不能获得标准方法(可预期损害赔偿的方法)来计算可得到的货币利益，法庭也应在各种

环境下包括非商事案件中基于特别的理由适用“信赖利益”的计算方法。

(见 46 Yale L.J. at 396-401 )

因为对医患协议的违反还在考虑当中，似乎把赔偿限定在恢复损失的范围内有些过少了。而另一方面，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方法得到的赔偿又过多。以上提及到的因素已经是诉讼理由有些陷入怀疑，仍旧认为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应该使用更为适中的计算方法。在本案和其他案件中，法官已经免除了医生的过失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