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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欺负行为研究综述

儿童欺负行为研究综述摘要:为了减小欺负行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的消影响及日后可能出现心理疾病的隐患,加深人们对欺负行为这一特殊类型攻击行为的认识和了解。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综述了儿童欺负行为的概念界定、分类、普遍性及其特点,分析了儿童在欺负行为中的角色及儿童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讨论了儿童欺负行为的干预对策。

结果表明,欺负行为会对个人及他人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更甚者会影响其终生,合理妥善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最大限度的减少欺负行为的发生频率,对正在开展的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有所帮助。

关键词:儿童;欺负行为;干预欺负行为是发生于学生之间一种相互欺负的现象。

研究表明,欺负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经常受欺负者消极、抑郁、自尊心和自信心低下,欺负他人则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和排斥,恶化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同样不利于个体的社会化程度。

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弄清其发生的频率、类型、方式等,对于我们控制和消除这一不良行为可以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这也是目前配合素质教育,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儿童发展中某些新情况的出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儿童欺负行为的界定、分类、普遍性及其特点、儿童在欺负行为中的角色、影响儿童欺负行为的因素及如何干预儿童欺负行为几个方面,对近来有关儿童欺负问题的研究做一综述。

一、关于儿童欺负行为的概念界定与分类的研究(一)儿童欺负行为的概念界定儿童欺负行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Olweus在瑞士和挪威中小学开展的校园欺负行为问卷调查。

在Olweus研究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目前研究者一般采用Simth对于欺负行为所做的界定,即认为欺负是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在未受激惹的情况下对较弱的一方重复进行的攻击,并将欺负行为视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子集。

欺负行为区别于一般攻击行为的三个特征是:(1)未受激惹性;(2)重复发生性;(3)双方生理或心理力量上的不平衡性[1]。

也有学者认为,欺负的本质不在于欺负行为是否重复发生,即使偶尔的欺负也是欺负行为,并不能因为只发生一次而改变性质。

因此,不能将欺负的重复发生性作为一个本质对欺负行为进行界定,如果将偶然发生的欺负行为排除在外,势必会在统计数据时漏掉一部分数据,从而降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2]。

(二)儿童欺负行为的分类根据儿童欺负方式的不同,Rivers和Smith把欺负行为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欺负和间接欺负,其中直接欺负包括直接的身体欺负和直接的言语欺负[3]。

前者是指欺负者一方利用身体动作直接对受欺负者实施的攻击,如打人、踢人、损坏或抢夺他人财物等;后者是指欺负者一方通过口头言语行式直接对受欺负者实施的攻击,如骂人、羞辱、讽刺、起外号等;而间接欺负是指欺负者一方借助某种手段或第三方对受欺者实施的攻击,如背后说坏话、造谣离间、社会诽谤等;相对于直接欺负,间接欺负比较隐蔽并且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实际上它依然会对受欺者造成严重甚至持久的心理伤害,造成痛苦。

二、关于儿童欺负行为的普遍性及其基本特点的研究各国研究者根据自国国情对 Olweus 欺负问卷进行修订后展开问卷调查。

在英国,小学生和中学生受欺负者比例分别为27%和10%,欺负者比例分别为12%和6%;在对挪威中小学进行的调查发现,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比例分别为9%和7%;在中国,14.9%儿童是受欺负者,2.5%属于欺负者,1.6%属于欺负/受欺负者。

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学校欺负问题也非常普遍。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学校欺负行为具有很高的发生率。

尽管不同文化中欺负/受欺负的具体发生率不尽相同,但是欺负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学校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张文新等研究者发现,总体上小学、初中阶段学生欺负/受欺负问题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升高而下降,但欺负他人在初中阶段具有稳定性;儿童对待欺负问题的态度与其在欺负/受欺负问题中的身份有联系,欺负他人的儿童对待欺负问题比未参与者和受欺负儿童消极。

小学和初中毕业班的儿童对待欺负问题的态度出现明显消极化;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欺负他人,同时在初中阶段比女生更容易成为受欺负者,而小学生是否受欺负与性别无关;女生总体上对待欺负问题的态度比男生积极;小学男生受直接身体欺负和间接欺负的比例高于女生,受言语欺负的比例无显著差异,初中男生受三类欺负的比例均高于女生;在欺负行为中,直接言语欺负最为普遍,直接身体欺负和间接欺负的发生率相对较低[4]。

三、关于儿童在欺负行为中欺负角色研究(一)欺负角色的评定方法对儿童欺负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儿童欺负角色的评定。

目前,教师评定、自我评估、同伴提名、同伴评定、自我报告以及匿名问卷等是研究者对卷入欺负行为的儿童进行角色评定常用的方法。

虽然这些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被予以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儿童欺负自身的敏感性和特殊性,现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

以单一匿名问卷为例,虽然可以借助其获取儿童欺负与受欺负的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信息,但这些信息都不够精细,难以具体到个体水平,更无法揭露欺负行为的内在机制。

儿童自身对欺负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评判,出于对违犯道德标准的顾虑和自身的防御心理,欺负者倾向为自己寻找各种理由,并把自己扮演为无辜者,对问卷调查的欺负行为"少报"或"漏报";而受欺负者则因渴望得到他人同情或希望借此摆脱受欺负的状况从而出现"夸大现实"和"多报"的情况。

其他评定方法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这都会造成研究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

研究结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则是准确有效的评定方法,因此,研究者们根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综合、合理运用多种方法,以平衡和弥补单一方法的局限和不足。

(二)欺负角色的分类研究者对儿童欺负角色通常有两大类划分方法,一类是简单划分,即将参与欺负行为的儿童简单地分为欺负者,受欺负者和非卷入类儿童。

而 Wolke 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根据欺负和受欺负儿童在个体特征、心理健康以及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还可以将其细分为纯欺负者,纯受欺负者和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参与者[5]。

在该领域,两类划分法均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应用,因此研究者可依据实际研究中具体的研究特点进行选择。

(三)不同欺负角色的特点欺负现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欺负者除在身体或生理上具有某些"优势性"的特点外,他们的自我概念、态度、价值观、社会认知倾向也表现出与一般儿童不同的特征[6]。

Olweus等人指出,欺负者往往对自身有较高的评价而对他人带有一定怀疑或歧视,这会促使他们通过欺负的手段来维持自我认同。

Bjorkqvist等人对儿童的自身研究发现,欺负者可能缺乏某种基本的自控能力,而使自身行为缺乏"理智性"表现出"动作化"人格,通过动作直接表达内心的意愿、纾解内心的情绪和压力。

Smith对英国儿童进行有关的研究后指出,欺负者多脾气暴躁,易被激怒,对一般性的外界反应强烈。

欺负者通常持有与社会规范相悖的价值观,一般对欺负他人的行为持肯定和认可的态度,甚至把支配和控制他人看作社会生活的需求。

研究发现,与欺负者一样,受欺者也具有某种消极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自尊较低,缺乏自信是其显著特征[6]。

受欺者通常身体柔弱,存在一定的身体或生理缺陷,表现出浓重的自卑感。

有研究表明,受欺者在社会交往中缺乏严重的安全感。

受欺者通常比较内向,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因而对他人的攻击行为感受和反应强烈,易产生情绪波动和心理挫败感,为抑郁、焦虑所困扰。

大量研究发现,受欺者的社会悦纳性和同伴地位通常较低,缺乏人际吸引力,因而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得一杯、退缩。

受欺者对欺负行为持强烈的否定、反对和抵制态度,而对受欺者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心[7]。

四、关于儿童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一)家庭因素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初动因,对儿童早期行为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

有研究表明,不良的家庭管教方式、缺乏温暖的家庭、对儿童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活动监督都可能造成儿童以后的欺负行为。

欺负他人的儿童不仅成人后仍可能成为欺负者,而且有可能"培养"出欺负他人的孩子[8]。

还有国外学者报告欺负现象与生活在社会下层有关,苛刻的家庭环境会对儿童发展中的行为和情感控制造成一定困难。

国内研究者马琅等人认为,经济困难、生活拮据家庭中的儿童易被其他孩子看不起,可能会遭到取笑等言语欺负。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对儿童产生影响等,和谐的父母关系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相反,父母之间的冲突和不合则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儿童的自我概念通常较低,更容易卷入欺负事件中。

父母对于学校校园生活的参与对儿童欺负行为也可能造成影响,由于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认识不全面,只关注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而忽视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儿童欺负行为不被注意,当儿童欺负没造成严重的后果时,父母常常不知情,尤其是间接欺负行为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二)学校因素在不同的学校,欺负现象的发生率有着显著不同。

学校风气、学校文化以及学校准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欺负行为的发生。

而当欺负现象出现后,学校的惩戒手段、处理措施的恰当与否,对之后欺负行为的发生频率也有着密切联系。

我国研究者陈世平研究发现,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欺负行为的发生率有着显著不同,这说明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校的学习气氛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Olweus 的研究发现,课余时间监督的教师越多,欺负的发生率就越低。

在欺负环境中,教师对欺负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着欺负行为的产生。

(三)同伴群体的影响在影响儿童欺负行为的因素中,同伴群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Olweus 认为,欺负行为作为一种群体现象,产生时一定有某种群体机制在起作用。

他总结了欺负发生的四种群体机制:(1)社会感染机制,即儿童的欺负行为是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来获得的;(2)对攻击倾向控制力的减弱机制。

在欺负情景中,当一般的或非攻击的儿童会因欺负行为受到奖赏或得到较少的否定评价而减弱自己对此行为的控制;(3)责任分散机制。

当儿童发现很多人都参与欺负行为时,自己的责任感就会降低或分散,由此导致自己对整个事件的负罪感也会相应减弱;(4)追随欺负者的儿童对受伤害的儿童感知的变化。

由于被欺负者经常会受到他人的攻击和消极的评价,他们将会被大家认为是无用的人,理所应该受到攻击。

正是由于这些机制的作用,才导致了群体欺负的产生[9]。

令人欣慰的是,Hodges,Malone 和Perry 研究发现:积极的友谊能够矫正儿童以往的不良经历,保护他们不受或少受欺负,同时可以帮助他们宣泄消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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