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第19卷第5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S oc ia l S c ie nce Ed ition)O c t.2000Vo l.19No.5ΞΞΞ论古希腊的人本史观张　艳(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　要:古希腊人本史观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理性地关注人类自身的活动。

希罗多德开启了人本史观的先河,修昔底德则将古典的人本史观发展到极致。

古希腊的人本史观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

关键词:古希腊;人本史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理性主义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0)05-0068-04 古希腊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发源地,它与古罗马史学共同构成西方史学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古典史学阶段,这是西方史学中人本观念和理性思想的形成时期。

时至今日,历史观念不断变化,史学思想日益完善,出现了许多史学流派,而作为古典史学主要遗产的人本观念和理性思想则在西方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直是史学关注的中心,加深对西方史学中人本思想的认识。

一 在对古希腊的人本史观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希腊的神话中去。

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希腊这样,神话对其历史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神话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创造性的相互作用在希腊表现得尤为突出。

古希腊人眼中的神话即是历史,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世俗化。

神话对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极其强烈的影响,神创造、参与、决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事务。

希腊的神是感性的神,而不是理性的神,于是“神人同形同性”。

“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所以他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

”[1](P248)在人格化了的诸神身上也有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思想感情、生活需要以及正直、勇敢、残忍、妒忌等品性。

神与人不同的是,神比人更聪明,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永生不死,但他们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决定力量。

神与人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是可以与神抗衡的。

希腊人在信神的同时,更相信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对人自身的关注,是其神话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

因此,希腊神话一开始就上升到了一个理性的高度,《荷马史诗》则更多地包含了这种思想。

在荷马笔下,神被降到了人的地位,史诗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

对于这样一部口耳相传的史诗,其真实性与否已被降到了次要地位,重要的是它向人们展示了英雄先祖的英雄业绩,昭示人们像英雄祖先那样去建功立业。

英雄主义的核心是人类对神的精神反叛,这种英雄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乃至血缘上的寻根和认同。

当然神话和史诗并非信史,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价值取向,包含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

透过史诗和神话,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ΞΞΞ作者简介:张　艳(1963-),女,安徽安庆市人,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收稿日期:2000-07-20实:西方史学是根植于希腊神话这一沃土的,史诗和神话所体现的英雄主义人生观和人文主义观念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本思想的源泉。

“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雅典太阳神德尔斐庙门上的一句箴言,苏格拉底以它作为自己的哲学格言。

耐人寻味的是,这句浸透唯物主义思想的话,却写在神庙的入口处。

由此不难看出,人的观念很早就深入到希腊人的思维中。

“认识你自己”是希腊人对自身进行理性审视的开始,古希腊人正是在寻求“认识自己”的漫长历程中造就了颇为出色的关于人的学说。

公元前八—六世纪,随着希腊城邦的形成,希腊人开始了最初的精神文化觉醒,出现了萌芽中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

平民诗人赫希俄德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

他著有两部传世之作《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前者系统地叙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以奥林匹斯神系为主线统一了希腊神话;后者则以神话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朴素认识。

在他的《工作与时日》中可以找到最初的人本意识。

作者开篇便宣示:“佩尔塞斯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

”[2](P10)“述说真实的事情”标志着希腊人历史意识的觉醒,从掺杂大量神话、传说之类原始记忆向真实记述社会人生的转变。

赫希俄德的史诗创作为希腊神话的系统化和历史化奠定了基础,既迎合了当时希腊人的历史兴趣,又体现了萌芽中的历史意识。

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希腊诸城邦出现了许多用散文写作的“纪事家”。

不同于神话和史诗的是,他们力图写出一种与历史真实相符的作品。

如米利都人赫卡泰乌斯在《谱系》开头便申明:“我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因为希腊人所拥有的许多故事似乎对我来说是荒唐可笑的”[3](P24)。

力求真实、有闻必录,因此还说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史学方法。

不过,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批判和研究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的史学思想。

早期史学对神话和人类过去历史的探讨和反思,仅仅停留在对神话的修正和删改上,神话与历史之间的界线仍然很模糊。

早期文献中所体现的历史意识是感性、自发的,它所蕴含的人本精神也只是出于一种纯然的本色。

从自发的历史意识到自觉的历。

二 如果说史诗和神话是西方史学的胚胎和萌芽,那么在历经了几百年的孕育之后,史学到古典时代真正形成了。

希腊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雄时代的史诗和神话不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向往,研究人、关注人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

“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尘世的或人类的历史。

”[4](P168-169)希罗多德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也是以理性眼光看待历史之第一人。

希罗多德生活在古希腊一个理性觉醒的时代。

持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影响了东地中海地区整整两代以上的希腊人,希罗多德同其他经历过战争的早期史家一样,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

战争结束后,他来到了雅典。

此时的雅典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如隶制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雅典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庇里犹斯港成为地中海航运中心,雅典商人足迹遍布里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及南部意大利。

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希腊人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人本意识更加强烈,他们以更理性的眼光审视一切。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希罗多德结束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客居雅典,成为民主政治领袖伯里克利至交。

公元前404年左右,他随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里邑,他的不朽名著《历史》即完成于此。

希罗多德同以往的神话历史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且它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开始撰写《历史》一书,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H isto ria ,原意是调查和研究,希罗多德首次采用它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

“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

”[5](P21)希罗多德治史的目的很明确,是要描写人类的事迹,并使这些事迹不致被后世所遗忘。

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96・第5期张艳:论古希腊的人本史观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6](P1)从记神事发展到记人事,这是古希腊人本史观形成的重要一步。

《历史》因此成为西方第一部堪称“史学”的优秀作品,希罗多德则赢得了“西方史学之父”的称号。

对于这场希波战争,希罗多德是以理性的眼光探究的。

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人备受鼓舞,促使希腊人反思:弱小的希腊城邦联盟何以会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拯救希腊的是神灵抑或是人类自身?在这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显示出其强烈的人文色彩。

他认为雅典的胜利拯救了希腊,“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

[6](P518)在分析雅典取胜的原因时,他完全归之于人的因素,摈弃了神秘主义的解释:希腊军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希腊将士作战勇敢,勇于献身。

雅典公民这种高昂的斗志主要是由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每个公民的积极性,公民们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

波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军队成份复杂,又是深入异地,外线作战,战斗力不强。

这样,希罗多德就把对历史的解释从超自然的天意转移到人事上,以人本史观取代了神本史观,这是历史观念的根本转变。

如果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那么希罗多德刚将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

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中还残存着公元前六世纪纪事家的迷信色彩,往往不能严格划清神与人的界线,人事后面常常跃动着一种非人的力量。

《历史》中常常出现一些神示、灵验、征兆之类神定论、宿命论思想。

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仍能感受到作者著史的目的是记载人而不是神的活动,真实历史仍为全书主要内容,迷信传闻只是一些插笔,作者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根据常理对一些荒诞传闻加以批驳,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

希罗多德奠定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而小他二十多岁的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则将古典史学推向了高潮。

修昔底德的史观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他却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最前列。

他生活在雅典内部极盛时代——伯里克利时代。

这时的希腊文化达到鼎盛,雅典被誉为“希腊的学校”,希腊各地的文人墨客云集雅典。

自城邦形成时期开始的人本主义倾向此时得到高度发展,整个知识界全面转向人本主义。

哲学上兴起了智者学派,其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斯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哲学命题。

这种反神学权威,树立人的权威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的体现。

当时的一些戏剧作品也表现了这种人本思想。

索斯克利斯在《安提戈涅》一剧中歌颂了人的力量,合唱队曾唱到:“世界上有许多力量,但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

”[7](P48)欧里庇底斯则认为命运就在人自己身上,事在人为。

显然,修昔底德与时代的思潮一致,所关注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事。

他的历史观深受智者学派的影响,“他从这些思想家那儿获取了最大的经验,他懂得去考察和批判史实,摆脱了权威和习俗的偏见。

”[8](P163)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三十岁左右,战争强烈地震动了他,他意识到这次战争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9](P2)他以敏锐的历史触觉决心将这场伟大的战争真实地记载下来。

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远比希罗多德成熟得多。

他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

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