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合同及其法律规制
[作者简介]张毫(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编审，研究方向：经济法。
格式合同是合同领域中一种重要且常见的类型，它的广泛运用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因而，要加强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以维护公平正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与行政背景，我国应建立起以立法规制为主结合行政规制、司法规制，自律规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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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合同的出现是商品经济与合同制度发展的必然。格式合同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的险业与铁路运输业，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泛适用于公用事业，40年代以后则盛行于几乎所有的商业合同领域。在现代社会，格式合同已经广泛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重要的合同类型。
一、格式合同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又称为标准合同、定式合同，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相对方只能对该拟订好的合同概括地表示全部同意或者全部不予接受，而不能讨价还价进行协商的合同类型。格式合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以及判例学说中称谓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二)格式合同的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类型，格式合同不仅具备传统合同的基本属性，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
1．就合同订立的方式而言，格式合同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的。一般合同的订立过程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合同条款；而格式合同是由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事先拟定合同条款并在缔约时提出，相对方不参与合同的制定。这种合同形成时间上的预先性是格式合同区别于一般合同的最显著特征。
2．就合同内容而言，格式合同具有不可协商性。这是格式合同的本质特征，即其内容具有定型化的特点。通常是拥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合同，在同等条件下，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要约，不因相对人的不同有所区别，完全是一种重复机械的活动。相对方对合同的内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而不能要求修改、变更。另一方面，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要约人和承诺人的地位也是固定的，而不象“一般合同”在订立中，要约方和承诺方地位可以随时改变。[2]
3．就合同目的而言，格式合同是为了与不特定的第三人缔约的。由于使用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往往在经济上处于优势或垄断地位，并且在其从事的领域内有许多消费者，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使用了预先制订的，无需再进行协商的合同。如果其所面临的相对人是有限的或是特定的，使用格式合同不仅不能节约成本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格式合同是为了与不特定的第三人缔约的，它迎合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生产经营的理念，适应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需要，具有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
(三)格式合同的利弊分析
格式合同自其问世以来，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致成为现代社会许多领域主要的交换形式，缘于其自身具有的诸多功能：
1．格式合同的采用，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格式合同内容上的固定化，形式上的标准化，以及要约方总是特定的，而承诺方总是广泛的特点，使当事人无须逐条协商订立合同，且该合同可以对不同的相对人反复地适用。在缔约阶段，它精简了“要约——承诺”之间相互反复的过程，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精力、财力；在诉讼阶段，由于格式合同的相对人人数众多，可以采取推选诉讼代表人的方式，其判决与和解的结果对所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节约了当事人的开支，减少了法院的工作量，提高了诉讼效率。因而格式合同不仅对合同制定人一方而且对相对人乃至全社会都是有益的。
2．格式合同的采用，可以保障交易的稳定和安全。格式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其拟定者往往掌握专业知识并有丰富经验，可以预先分化风险，确定和预测潜在的法律责任，制定明晰的权责分配措施，促使和保障合同履行。而且格式合同因其形式的固定，呈现出一种强制的平等，不因相对人的能力、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修改条款，体现机会与结果的公平。
3．格式合同的采用，可以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型交易形态不断出现。但由于法的稳定性特点，法对无名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并无详尽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合同便将双方当事人在长期交易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固定明确下来。作为双方进行交易的准则，从而促进了新型交易形态的发展，维护了市场秩序，补充了法律规定的不足。
4．格式合同的采用，可以便于国家进行政策调控。现代市场经济是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格式合同的无协商性以及要约的长期性，使国家进行政策控制成为必要。合同内容的固定性和形式的标准化，为国家进行政策控制提供了可能。而格式合同文件总是由一方预先提供，不管是由专门政府机关统一制定，还是由当事人自己起草并交由专门机关审核，都为国家进行政策控制提供了现实的途径。这样，国家经济的发展便通过合同的形式稳定化、计划化和可控制化了。[3]
任何事物价值的存在都是辩证的，格式合同虽具有提高效率，增进交易安全，补充法律规定和加强国家政策调控的功能，但其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负面影响
也日趋严重，不容忽视。格式合同制定方往往利用优势地位，追求已方最大利益，规定不公平的合同条款，再利用“合同是双方的合意”来排除法律的适用，最终限制了合同相对方的自由，损害了合同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了不公正的后果，主要体现为：
1．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在合同中规定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相对人的内容：免除或限制自己的责任，加重合同相对人的责任，扩大不可抗力的免责条件，剥夺或限制相对人的救济权，不合理地分配合同风险，强行代理以及限制时效进行等。格式合同制定者就是这样利用合同内容不可协商的特点，借口合同自由，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使格式合同沦为经济上强者压榨弱者的工具的。
2．格式合同的制定者使一般的合同相对人无法正确理解格式合同的涵义。不公平条款或是有意识地以细密的小字隐藏于纷繁的文件中，或是以告示、通知张贴于营业场所，或是与合同主要条款相分离，使相对人在不知其存在的情况下订立了合同。纵然相对人意识到不公平条款的存在，但由于此类条款往往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普通人是无法精确地了解其含义的，也无法预知将导致的法律后果。
3．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在格式合同缔结后才出示合同条款。比如：格式合同制定者经常在缔约后，才将其印制之发票、收据、入场券等交付或寄送相对人，而不公平的条款常载于这些凭证之上。由于合同已缔结，相对人已受格式合同的约束，只好接受不公平的后果。
上述分析表明，格式合同其内在特质使其具有优越性，也使其与“不公正”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冲突是自始存在的，一方面，它符合了效率、交易安全、效益的要求，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它存在不公平条款，使当事人意志得不到真实的表现，违背了公平正义等原则。面对效率与公平、效益与正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如何取舍，如何矫正价值取向使之趋于平衡，“如何在意思自治的体制下，维护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所面临的艰巨任务”。[4]
二、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体系
由于格式合同制订方往往凭借其优势的经济地位，追求己方最大利益，在合同中规定不公平条款，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悖离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因此各国学者开始对格式合同进行理论研究。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控制，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是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德国著名学者yon hippel曾列举七种规制格式合同的形式：(1)司法审查的强化；(2)营业竞争效能的促进；(3)强行法之增订；(4)同业公会自律；(5)行政专门委员会拟定一般条款；
(6)审核制之实施；(7)消费者保护官之设置。我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刘宗荣、黄越钦的主张几乎相同，均认为规制格式合同的形式不外：(1)立法规制；(2)行政法制；(3)司法规制；(4)自律规制。我国大陆学者大多也持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