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2011-09-06 14:31:13杨智芳周秋光英文标题：Origin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摘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实际上，它直接脱胎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它们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传承性，而救济善会不具此特点，因此，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前推到济急善局。

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可以印证一种“嫁接”理论：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成长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济急善局救济善会作者简介：杨智芳(1981-)，女，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周秋光(1954-)，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

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

”[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

”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

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

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

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

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

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

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

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

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

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

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

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

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

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

”“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

”[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

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

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上海的义赈系统一直保持着与红十字会实践的密切联系”[4]，从而“为实现中西合作提供了某种铺垫。

”[4]另外，在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上也生活着不少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有的则在战区从事实际的救护工作。

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诸如物质供应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方面以红十字会的形式派员进入东三省实施救护是持欢迎态度的。

据载尚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之前，沈敦和致电东北的外国传教士魏伯诗德请求予以援助时，“魏君旋得回电，极愿赞成，并言已腾出医室中卧床五十张，以备遇难病民安卧”[10]。

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各国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并且这些救济活动也往往与上海相联系。

[11](P317)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9]，他们在东三省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上述这些因素为西人赞同成立中西合办的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著名的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Ly Richard)在促成中西合办红十字会一事上更是贡献巨大。

身为传教士，李提摩太“本来就热心于公益事业，他在华多次参与赈灾救荒义举”[12](P22)，再加上他发现“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3](P292)，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赈济事业的关切，因此，东三省难民的救护也自然会引发他的热情。

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他与沈敦和私交不错⑤，而沈敦和不仅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主要发起者及领导人，而且还是“实际操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灵魂与台柱”[8](P23)。

因此，在搭起上海地方绅商与东三省传教士之间的桥梁方面，李提摩太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很好地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

此外，在与西方各国及清政府的关系上李提摩太也是如鱼得水：“在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工作中，他一手托两家，在清廷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发挥了任何朝廷大臣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14](P371-372)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被推上了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历史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敦和对李提摩太的主动拜访使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终提上日程。

”[14](P307)此后，在李提摩太穿针引线的作用下，西方各国人士与得到了清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绅商达成合作，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这一合作的直接产物，它由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而成。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初定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仅仅是3月10日商讨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时所使用的一个临时性用语，以揭明它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从属关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名”[15](P370)，故“在正式场合，从未使用‘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字样”[15](P371)。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不久，清政府一方面派官员赴瑞士补办加入红十字“原议”手续，以期取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另一方面“确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团体”。

[12](P32)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该组织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承认，救护范围不限于一隅，具有国家性；其二，该组织有多国洋人参与，形式上得到了各国的承认，又具有国际性。

“国家性”和“国际性”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各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带有红十字色彩的救护组织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济组织的主要条件。

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首先就要考察红十字进入中国后中国成立的救护组织是否带有红十字色彩（亦即是否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国际性”）。

具体而言，这样的救护组织需达到如下要求：救护的范围不限于一地；救护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救护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

（二）由上分析我们还可看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诞生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命于日俄战争危难之际，成立的目的一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注：即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6]；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两国交战受伤的兵士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