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之宗教文化2011级汉本1班凌莉1326320002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意识，严格的说是一种自我意识。

”因此，宗教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我国的宗教中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的创教之地就在巴蜀。

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学道与鹤鸣山，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创立了道派。

因入道均须交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

据《华阳国志》记载：陵死，子衡传其业。

衡死，子鲁传其业。

（《华阳国志•汉中志》）此即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张”。

“三张”所传的“五斗米道”，主要是教人悔国奉道，以符水咒语治病。

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为“天师道”。

四川道教石刻为数不多,整个盆地内共有28处,其中以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最为系统和完整。

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腰，有一道教名观——古常道观，建筑雄浑庄严，金碧交辉，环境摇青耸翠，泉林交荫。

观后有一岩洞，内有张天师石刻像。

观前有古银杏一棵，传为天师手植。

原来这道观据说是东汉道教天师张陵结庐传道之处，后世遂称为“天师洞”。

张陵受到巴蜀“仙道”、“鬼巫”一类宗教习俗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西蜀鹤鸣山（今大邑县境内）学道，于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在这里创立“天师正一盟威”之道，一般都简称为天师道，这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道教。

从学道到创道的过程，是张陵为道教作理论准备和创教实践的过程。

他造作道书24篇，完成了道教的神学思想体系；他选择叠幽拥翠的青城山作为“静思精至”、“整理鬼气”的创教传教基地；他改造巴蜀原有仙鬼巫术，建立神系、宫观组织、教区组织和斋戒仪轨，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教区组织“二十四治”。

初期的24治全在四川盆地西部，以阳平治（今彭州）为中心，鹿堂治（今绵竹）和鹤鸣山治（今大邑）最为重要。

天师道后来分化很多，南北朝时，南朝有南天师道，北朝有北天师道。

巴蜀本土的天师道的发展衍变也不绝如缕。

三国时代，张陵之孙张鲁凭天师道“雄距巴、汉垂三十年”。

成汉时，李雄的国师范长生以青城山作根据地，率千余家传道，被尊为天地太师，后人在他的旧居建有长生宫。

唐玄宗时，为解决山下飞赴寺僧人强占青城山道观“天师洞”的纠纷，下诏“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并刻石于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碑》，今仍立于常道观的三皇殿中。

五代前蜀时，道教著名领袖杜光庭定居青城山白云溪清都观，即今祖师殿，主持青城山及全蜀教务，著书立说，为道教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扶宗立教，天下第一”。

传说明代张三丰曾住成都二仙庵，张三丰为武当山道教南派，因此巴蜀地区武当派颇盛，真武宫观也很普遍，以宜宾市翠屏山的真武宫观群最为著名。

清代康熙初，陈清觉自武当山来青城山传全真龙门派，后来又主持二仙庵，使道教再一次兴盛。

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是成都城内最著名的宫观。

相传是老子出关见关尹之处,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改为青羊宫.宫内收藏有木刻《道藏辑要》板片, 是研究道教的重要文物资料.宫内现存两尊铜羊(俗称青羊)以及八角亭、吕纯阳石刻等著名建筑.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根据近年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佛教传人我国的途径是多源的。

印度、中亚和西亚同我国古代的联系主要通过西域、南海，和滇缅五尺道、牦牛道三种途径。

古巴蜀位于这三条途径的交汇点，因此特别体现了佛教南传与北传在这里交汇的特点。

近年来巴蜀地区发现不少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和麻浩一号崖墓的石刻佛像,什邡皂角乡东汉砖石墓出土的画像砖上的佛塔与菩提树,宜宾黄塔山东汉墓出土的一尊坐于青狮上的佛像，彭山县东汉崖墓中的摇钱树陶座上的坐佛与侍者像，乐山西湖塘出土的施无畏印陶俑．忠县蜀汉墓出土三株摇钱树上铸有14尊佛像。

此外．还有流失到日本的几尊摇钱树佛像.除了佛像以外, 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如西昌以及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出土摇钱树西王母额中有小圆圈，似为佛教白毫相特征。

摇钱树上常见莲花、羽人与西王母相伴，这是佛教传入初期仙佛相混的特征。

这些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巴蜀。

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至今还未见东汉佛像遗物和佛塔痕迹，但巴蜀地区却在摇钱树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大量涌现，这必是佛教已有了较长时间传入过程，才有可能反映在艺术形象上。

其传播途径，显然不是经过西域——中原的途径输入，而是从南方传入的。

这是我们目前已知的佛教南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众多的禅林古刹，构成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

南北朝以来，巴蜀高僧大德倍出，伽蓝古刹雄视，历代皆有传承。

尤其是唐代以来，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佛教的禅宗对巴蜀影响极大。

禅宗所倡导的丛林制度也是在巴蜀地区完善和光大的，禅林在巴蜀成为了佛寺的主流。

巴蜀作为禅宗的重要阵地，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修禅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巴蜀人，在全国禅宗内力量最为雄厚。

宋代时，巴蜀禅宗在全国已占绝对优势，并形成了自身的传承系统。

故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

四川的寺院丛林与四川禅宗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巴蜀地区的著名弹林寺院有成都的昭觉寺、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梁山（今梁平）的双桂堂，遂宁的广德寺，内江的圣水寺，重庆的华岩寺等。

南北朝时期，佛教由南北交错传来遍及巴蜀盆地，摩岩石刻造像遍布川中。

广元千佛崖有北朝造像，茂汶、西昌、成都万佛寺与龙泉山北周文王碑都有南朝和北朝的石佛像，表明佛教传播已甚为广泛。

到隋唐以后，北传禅宗与南传密宗在巴蜀地区交汇，现存唐代巴蜀石刻佛像百余处所见者多为北传，而在安岳、乐至、乐山龙泓寺、夹江千佛岩、邛崃、昭觉等地则又能见到唐代密宗佛像。

大足宝顶山大佛弯还有宋代赵智凤所集中雕造的迷宗柳本尊故事,是传承一行法师的"法密".这些密宗造像渊源多为南传。

南传与北传佛教在唐代以后的巴蜀出现了斑烂驳杂、复杂交流的局面，使巴蜀成为我国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技术之精，为全国所仅见。

直到今天，四川盆地中广元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巴中的南龛和水宁寺，安岳的千佛寨、玄妙观、卧佛院、华严洞、毗卢洞，大足的北山、南山、宝顶山，邛州的花置寺，大邑的药师崖，夹江的千佛崖，蒲江的飞仙阁等地的佛教石刻造像仍然保存完好，名扬远近。

在众多的石刻造像之中，巴蜀又是名副其实的大佛之乡，全川高度在10米以上的大佛共有20座之多。

乐山凌云寺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足背长11米，赤足上可围坐百人。

乐山凌云寺建于初唐高祖李渊武德（公元618年—公元626年），距今近1400余年，早于乐山大佛的建造，是中国最古老的寺院之一。

凌云寺名取意高入云霄，山河升腾，意气昂扬，佛法宏远，佛圣之地。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四川乐山岷江东岸，是世界著名的弥勒道场。

凌云寺弥勒殿门外咫尺之间，即是天下闻名的乐山大佛。

唐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开凿佛像时，寺庙又有扩建，有“历朝敕九顶山凌云大佛等额”。

据《方舆胜览》记载：“会昌前，峰各有寺”，可见会昌以前佞佛之风的盛行。

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颁《修葺寺观诏》，要求各州府培修振兴寺庙。

凌云寺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由于唐武宗李炎扬道抑佛，以僧尼耗蠢天下”为由，武宗李炎下灭佛令。

“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嘉州、眉州、陵州等奉诏毁佛寺，凌云山上八寺俱毁。

凌云寺因当时属“上州”的嘉州最具规模“中心大寺”，且“工作精妙”，得以保存，并在佛教寺院改名现象较普遍的唐宣宗时，一度改名报恩寺。

南宋祝穆所撰《方舆胜览》云：“九顶山，在城左，有九峰……会昌以前峰各有寺，今唯存报恩一寺。

”明万历进士、四川按察使曹学诠《蜀中名胜记》指出：报恩寺即凌云寺。

岑参《登嘉州凌云寺》一诗曾这样描写凌云寺：“寺出飞鸟外，青峰载朱楼“不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寺，早已不是唐代原貌。

唐建凌云寺，毁于元顺帝战乱，明代进行了两次较大修复，明末又经毁。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凌云寺重修，以后又经多次修葺，尤其是解放后不断维修，基本保存了面貌。

凌云寺是大自然奇景和人类杰作的奇妙和谐组合。

天造妙景，彰大自然之奇美；千年古寺，显佛文化之深邃。

因寺前三江交汇的临江峭壁上，凿造有世界之最的弥勒佛坐像，人们将乐山大佛作为了凌云寺的象征、标志，所以普遍称乐山凌云寺为乐山大佛寺，大佛也就称为凌云大佛、乐山大佛。

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嘉定州志》称“凌云寺在凌云山，一名大佛寺”。

凌云寺也因高僧海通禅师首倡修建乐山大佛，更加名声显著。

潼南马龙山卧佛是全国第一大卧佛，独占山峰的半壁岩面，长达36 米，却只刻了佛的上半身，下半山与山体结合，隐于祥云雾霭中，可谓匠心独运。

安岳卧佛全长23米，在八庙乡卧佛沟。

在经窟上刻满了佛经，共有131 平方米，约26万字，是一座罕见的唐代石刻经库。

荣县大佛是我国第二大佛，也是第一大释迦佛，通高36．67米。

过去的荣县大佛是全身贴金的，在阳光下金光闪耀可达数里，可惜1943年被当时的地方官将贴金取掉，这种光彩夺目的奇观遂不复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