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汉初施行的统治方针，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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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西汉前期客观形势的需要。贾谊曾对文帝时的 政治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要使汉不重蹈秦亡的覆辙， 必须“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汉书》卷 二二《礼乐志》）。此“道”即为德政。董仲舒在 《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 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即 指变更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由于文翁化蜀之时，正值西汉统治政策即将发生转变 的特定时期，因此，此举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对儒学的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建元三年（前136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 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明 确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文翁“遣隽士张
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 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 刺史。”“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 一曰玉室，在城南。”这两项措施，被胡适称 为“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和“郡国自兴学校 的政策”（《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 《汉书》卷六《武帝纪》载，直到武帝元朔五 年（前124），丞相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 的建议始获得批准。在此之前，“所谓博士者， 虽有弟子，要皆京师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 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 例。……故文翁遣其民就学，必以物遗博士而 使教之”（《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
• 儒家主张以礼义教化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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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兼容两家之说，既重视礼义教化，又强调以法治 国。如《权修》篇：“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 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 而刑罚省，数也。”《明法解》篇：“法者，天下之 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七臣七主》篇：“夫法 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 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在管仲学派看来，礼义教化和法令同样重要，不可或 缺。文翁把儒家经典和法令作为学生必修之学。 儒家主张“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认为 不分贵贱贫富种族，人人都可以接受学校教育。但如 何扩大教育对象，儒家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蜀地“鄙陋有蛮夷风”，要扩大教育对象，必须采用 切合蜀郡实际的措施，也就是说，要采用温和的、劝 导的方式，让蜀人看到学经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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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东汉时，“州夺郡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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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 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 苏辙《娈城集》卷五《送排保甲陈祐甫》：“我生本 西南，为学慕齐鲁。”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 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净为天下帅，民作“画一” 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 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 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 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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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礼记·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 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以及以学选官的做 法十分高明。颜师古注：“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 治也。” 《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前元十二年（前168）， 文帝下诏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 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及 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颜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 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学徒鳞萃，蜀学比于 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同书卷十上《先贤士女总 赞》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
• 间，兴办学校，推行德政，使当地儒风渐盛，“学者 •
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 辟唯诺”（《柳宗元集》卷五《柳州文宣王新修庙 碑》）。 文翁用儒学培养学官子弟，使学校成为统一思想、规 范士人行为的基地。“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 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卷八九《循吏 传》）。地方官学从此由巴蜀逐步推广到全国，到东 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后汉书》卷四Ｏ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 邦域矣”（《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论》） 的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 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贯彻于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因此，文翁对地方官学 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 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
•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公孙弘奏请武帝：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 八以上仪表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 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 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 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胡克森《汉代太学入学方式演变考察》： “得受业如弟子”类型是文翁以郡太守的名义节省 办公开支送学生去京师博士处受业的作法的一种继 承和推广。（《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 期，第105页）
• 二、《管子》对文翁化蜀的影响 • 重时机是《管子》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禁
藏》篇：“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经。” 《国准》篇：“时至则为，过则去。”及时抓 住机遇，是文翁化蜀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之一。 • 文翁化蜀，也是“富教”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 “富而后教”不仅是儒家的主张，也是《管子》 强调的重点。《轻重甲》篇：“仓廪实则知礼 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治国》篇：“凡治 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 治也。……善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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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 汉代的太学制度也有取于文翁郡学的规模。公
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事在元朔五年（前一二 四），是为太学之始（见《汉书· 武帝纪》）。 《汉书· 儒林传序》，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 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 中”。太学将学生分为两等，高第为郎，次补 文学掌故，和文翁所订‘学官弟子……高者以 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的规章几乎如出 一辙。这一制度上的相合恐非出于偶然。武帝 立太学与立郡国学官同时，而郡国学官的实行 则“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亦见《儒林传 序》），所以我们推测太学曾取法于文翁的规 制，根据是相当坚强的。（《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 一、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
•文翁化蜀
•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蜀地
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 •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 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 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 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 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 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 郡守刺史者。
• 《华阳国志》载，东汉章帝时，蜀郡人王阜担任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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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在滇池一带“始兴文学，渐迁其俗”，“民怀 之如父母”（《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 六十五》载，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选群蛮子 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 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 殆以千数”。 文翁化蜀的成功，为以儒学改造其他地域文化提供了 范例，影响极为深远。后世不少儒臣在担任地方官期 间，效法文翁，以施行教化、移风易俗为己任。通过 儒臣们一代又一代的实践，儒学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 陈寿《三国志》卷二六《牵招传》载，雁门太守牵招， “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授教，数年中庠 序大兴”。同书卷五二《顾邵传》载，豫章太守顾邵， 见“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 举善以教，风化大行”。柳宗元在柳州期
•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
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 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 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 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 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 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 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 文翁为彻底改变蜀地蛮夷之风，主要采取了两 项措施：其一，选拔蜀郡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 士学习。其二，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入学。
• 文翁在“富民”的同时，承担起“教民”的重任。
《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 习也，谓之‘化’。”《侈靡》篇：“教之始也， 身必备之。”变更习俗，改良风气，是一个渐进的、 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领导者起着巨大 的导向作用。文翁化蜀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以温厚为政”（《资治通鉴》卷五五《汉纪四十 七》），“谨身帅先，居以亷平，不至于严，而民 从化”（《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他采用因 势利导的方法，把蜀人的思想和行为用礼和法加以 规范，从而达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龙显昭《孔子 “富教”思想与汉晋地方行政管理模式》：“他在 郡内全面实施‘富教’政策，政绩显著，是中国地 方行政史上实行‘富教’管理模式的先驱。”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42页）
• 王吉认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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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共贯也。”（《汉书》卷七二《王吉传》）文翁熟 谙《春秋》，其化蜀措施带有统一思想的意味。 宋庠《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铭》：“蜀之庙食千 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翁两祠而已。…… 蜀有儒自公始。”（《元宪集》卷三六） 王十朋《夔州谒文宣王庙文》：“今坤维文物之富， 人才之盛，有洙泗风而无愧于诸华，苟非圣教之旁达， 岂一文翁能化之耶？” （《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 卷二八） 儒学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使巴蜀人民从思想文化上一 统于儒家学说，从而在封建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 地区消灭了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在以后漫长的岁月 里，巴蜀成为西南地区弘扬儒学的重镇。通过巴蜀， 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更为偏远的西南 地区，这对稳定西南边疆、实现“华夷一统”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