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
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诗歌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

《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

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

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

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

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

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

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

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

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

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

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

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

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

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

“三曹”是诗
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

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

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

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

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

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

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

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

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

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

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

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

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

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白衣飘飘的魏晋，总在不经意间，以翩然的姿影，轻抚后人蒙尘的心。

”这诗一般的语言，是《魏晋风尚志》一书中对那个时代的描述。

魏晋年间，有竹林七贤傲然立足于政治高
压之中；有《世说新语》大方清谈于世态炎凉之内；还有归隐田园的五柳先生，高唱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用潇洒随性的生活方式诠释着自己的人生态度。

一个个特立独行的故事，体现的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骨。

正如宋代诗人郭印在《宿大明寺》里描述的那样，“烟竹寒垂幄，风松静鼓琴。

清谈不知寐，明月到天心。

”的确，在魏晋那动荡不安、争权夺利成风的世道中，文人们的满腔抱负不能施展，只能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里寻找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内心的苦闷，竹林七贤便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成名在前的建安七子大有不同，尤以嵇康、阮籍为最。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向往隐逸悠游、闲适自由的魏晋时代。

那里有我行我素、长歌当哭的竹林七贤；有寄情田园、恬静自然的五柳先生；还有奉行固守寒庐、宁静致远的人生哲学。

文人好饮酒，魏晋文士亦然。

席末，兴犹未尽者泼墨挥毫，其旷达率真、自然淳朴的性情，成就其自由潇洒的人生境界，尽显魏晋风骨。

有酒香扑鼻，亦有东篱采菊，我辈欣然。

只是可惜，广陵已成绝唱，桃源无人问津。

从此世间，再无竹林七贤；从此世间，再无五柳先生；从此世间，难寻魏晋文人那超然物外的高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