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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休闲娱乐现状

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休闲娱乐现状、观念变迁调查研究近几年,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山西高平市寺庄镇靖居村农民为区域代表,农村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晋东南农村地区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仍然是个薄弱环节,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当作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致富能力,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保障,这对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切实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目标,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引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惠及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也使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观念影响和改变着每个人。

在这种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人们文化素质在提高,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娱乐的观念与方式也正日益改变。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农村业余休闲娱乐生活也相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经过这次调查笔者发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特别要唤醒农民休闲娱乐的意识和改变农民休闲娱乐的文化观念。

只有这样,农村和农民的面貌才能真正改变,广大的农村才会呈现出和谐的新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迎接十七大的召开,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而休闲娱乐无疑是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同时休闲娱乐方式实际发展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状况。

二、调查概况课题内容包括:(1)调研地(山西高平市寺庄镇靖居村)农村文化发展、农民休闲意识基本概况(2)调查方法此次调研主要是运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过程中,以随机抽取石板岩乡60家庭户为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60份,回收问卷60份(其中农民问卷50份,有干部家庭背景问卷10份),后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0份,有效率达到83.3%。

本次调查方法以采用以问卷法资料收集为主,个案非结构式访谈和文献资料为辅。

资料输入和统计分析通过相关统计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的,分析侧重微观层次,以农民休闲娱乐方式为核心,针对农民的休闲娱乐形式、内容、供给渠道等方面进行描述。

访谈对象主要是乡镇干部、农民、农村教师和民间文化艺人。

三、结果与分析(一)、农民休闲娱乐现状(1)在休闲娱乐形式方面,在调查问卷“ 你平时主要的业余活动”的一项,笔者给出了包括“ 看电视”、“打牌”、“ 读书看报”、“运动”“上网”、“ 看电影”、“闲聊”“看戏曲”等若干选项,结果农民选择“看电视”的达到80% ,选择打牌或麻将的达到66%,选择闲聊的达到40%。

看电视是当地农民业余时间休闲文化活动最主要的形式。

其余娱乐休闲方式的较多选择还包括阅读报刊、打牌或麻将、上网、和邻里聊天等等。

问卷中有对农民选择的业余活动进行先后排序这项,结果表明,大约47%的当地人将看电视节目作为娱乐的第一选择,其次第二选择是阅读报刊书籍(33%),分别有20%的人选择与邻里聊天、打牌或麻将、做运动做为娱乐的第三选择。

(2)在休闲娱乐消费方面,笔者进一步对当地人娱乐休闲消遣时间的安排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2%的人表示“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没有定数。

”另外有18%的人选择了只在周末或假日进行娱乐消遣。

在娱乐上每天花费的时间方面;只花2小时以内的人有16% ;2—3小时的占31% ;3—4小时的占37% ;4小时以上的占16% 。

可见大多数人花的时间都集中在2个至四个小时这段。

也就是从下午忙完直到晚上睡觉的那段时间。

(3)休闲娱乐花费的问题上,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娱乐消费在100元以内的高达了53% ;101—200元的占38% ;201—300的占6% ;400元以上的只占了3% 。

(4)在收入方面,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民的消费意愿较5000元以下的农民要高。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文化消费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农民对文化娱乐的消费意愿根本上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

(5)从文化需求的内容上看,笔者了解到,在看电视节目内容上,的农民选择了最喜欢和最需要的文化内容是“行风大家谈”和电视连续剧;77%的人表示在看电视时经常选择“ 行风大家谈”;85%的人表示愿意看“行风大家谈”。

这是因为“梨园春”每周末都会放山西的传统“上党梆子”。

而具体在电视节目欣赏方面,节目多集中于新闻(占82%,41)和电视剧(占64%,32),其次依次是法律类(占38%,19)、娱乐类(占34%,17)、科技类(占26%,13)、体育类(占20%,10)节目。

观看新闻节目成为多数农民了解国家政策的主要渠道,根据调查数据,有96%(48)的被访农民是通过电视来了解国家政策。

在他们所选择的电视台中,又以中央台和省台居多(分别占72%和24%),中央和省一级可以充分发挥“电视”这一现代媒体的作用,开办更多更好健康向上、喜闻乐见的“三农”节目,进一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而在民间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则以春节(51%)、祭祖(46%)、修家谱(28%)和烧香拜佛(41%)居多。

从总体上来看,农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个体的或传统的(乃至封建迷信的)状态。

对“ 你最愿意做出的文化投入”选项,60%的人选择了“ 订购一些科技致富书刊”。

笔者通过查阅农民的借书登记发现,经常有人借阅有关神怪奇谈、暴力言情的短篇故事类书和光碟,而很少有人借阅中长篇小说特别是中外文学名著。

这说明许多农民还在求富脱贫的路上艰难跋涉着,对美的追求和对丰富高雅文化的享受还缺乏主动性,欣赏品位还有待提高。

(二)、农民文化需求问题突出在调查中,笔者深深感到,随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尤其通过发展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经济,农村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了新特点,但同时呈现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1)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在寺庄镇调查期间,笔者初步感受到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需要文化,尚未富起来的农民也需要文化”这个社会呼声,随着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

他们抱怨“活动少,渠道窄,形式旧”,渴望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

从调查数据可以表明,80%的被访者业余生活是看电视节目,66%选择打牌打麻将,接近半数的被访者选择闲聊(见表-1)。

这可以从侧面说明目前当地农民的业余生活活动形式单一,缺乏新鲜方式。

(2)农民文化消费层面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在这次调查中,虽然有33%的农民有选择阅读书籍报刊,但在选择书刊具体内容上,多数农民阅读有关神怪奇谈、言情的短篇故事类书。

在经常性订阅报刊选项上,习惯比例只占18%,在购买或订阅书籍报刊费用支出方面,大概在20元之内(每月),占总体休闲消费比例的10%左右。

这说明许多农民还在求富脱贫的路上艰难跋涉着,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还缺乏主动性。

、农民受文化教育偏低,缺乏休闲娱乐这个概念。

(3)农民休闲娱乐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了娱乐意识,才谈得上娱乐休闲的方式及其相关问题。

休闲具有经济功能,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也告诉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是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

马克思还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的能力,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

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有了娱乐意识,才谈得上娱乐休闲的方式及其相关问题。

目前农民的休闲娱乐总体上还处于起初成长阶段,农民的休闲娱乐意识还比较浅显,普及率也不太高,农民观念中的休闲娱乐方式主要体现在节庆的庆祝和日常的自娱自乐方面。

在这方面,笔者归结原因是:一,住户分散不均。

很多住户地处偏远山区,受客观条件制约,与外界联系不方便。

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了解新文化意识的机会;第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

(4)政府作为有待进一步加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丰富农民业余休闲娱乐的文化生活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但是与新农村建设中提起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是仍然有距离的。

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在农村的娱乐休闲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

虽然乡里修建了休闲健身广场,网吧,但调查发现,接近50%的被访者表示目前娱乐设施不足够。

笔者通过走访,发现实际情况是乡里虽然有休闲活动的场所和体育设施(如发廊、网吧、公共健身器械),但数量不多,而且分布集中(如在旅馆,乡政府所在地周边)。

而当地是峡谷地带,村庄分布在河谷的两岸,开通公路的一岸群众的生活普遍较好,使用娱乐设施的频率也较对岸的高。

而没有开通公路的村庄里有的群众甚至根本不知道乡里有娱乐设施。

第二、精神文化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

在走访过程中,笔者了解到部分村民对乡镇里的相关活动举办的时间没有什么了解,也有部分受访村民表示乡镇里从来没有举办过相关的活动。

第三、农村文化人才队伍薄弱。

文化人才缺乏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建设事业的主体,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政府在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离不开一支业务强、素质精的文化队伍。

目前乡里的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普遍素质不高,而且结构老化,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对农村文化发展引导作用。

(三)、深入的分析、思考及建议相关原因分析:(1)“轻文化、重经济”,是农民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的体制性原因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追求,寻求经济发展,追求GDP 指标,成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政策重心。

在这种经济建设中心化的环境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以至于对农村文化建设关注不够。

这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太少,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滞后,政府在农村文化活动上组织力度不够。

这种现象在农业税费改革以后,特别是农业税取消以后,更为突显。

现有乡镇财政在只能勉强维持单位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对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拨付更是捉襟见肘,文化事业发展在当前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中处于边缘化[2]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各村文化站主要围绕乡镇政府所谓的“中心”工作(如收费征税、计划生育等)而运转,几乎没有将精力放在农村文化服务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虚设化”的乡镇文化站,更无力、无心进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农民对乡镇文化站的认知度很低,与文化站没有太多交往。

高达75.4%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有乡镇文化站,在24.6%的知道乡镇文化站的被访农民中,仅有16.7%的人跟乡镇文化站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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