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梁文宁(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510303) 摘要: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热衷于写“落花”组诗,反映出一股“疏离”心理潜流在滋长。

明代唐寅等人吟咏落花,以散漫自纵的生活态度疏离士大夫主群体;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吟咏落花,以飘零自守的精神气节疏离当朝统治者;清中叶袁枚吟咏落花,以洒脱自适的生活观念疏离主流价值取向;晚清龚自珍吟咏落花,以激愤和前瞻的姿态疏离主流社会。

从这种疏离主流的心态可以感受到明清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渴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解悟。

关键词:疏离心态;落花诗;唐寅;遗民诗人;袁枚;龚自珍中图分类号:I 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5)06-0062-05收稿日期:2005-07-08作者简介:梁文宁(1950-),女,广东三水人,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我们所说的疏离心态,是指与社会主流意识相悖离,表现出个体生命体验、个体生活追求、个体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理状态。

社会主流意识体现着同时代人们公认的道德评判、共同人格理想以及群体价值取向,营造社会的凝聚力,对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

然而,历史上存在的疏离潜流也不容忽视。

疏离并非全是社会破坏力,尤其在明清时期,传统主流意识已经凝滞僵化,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阻力时,疏离心态含有进步性,它是知识分子不随俗、不从众、不阿权而独立思考的产物,它是一股突破墨守成规的创新力量。

我们注意到,出现于明清时期的落花组诗可以说是明清文人疏离心态的意象载体。

明代以前,落花意象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凝成伤逝自怜的惯用意象内涵;但似乎仍属于触景生情式的自然意象,并未成为着意表露某一类型社会人格的人文意象。

明清时期,一些诗人热衷于写落花诗,且常以组诗形式吟咏落花,动辄几十首。

这些落花组诗已经不再是偶有所触而为之,而分明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追求以至理性思考。

本文拟分析几个个案,探讨明清文人中的疏离心态潜流。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明代弘治年间以唐寅(1470-1523)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们唱和的《落花诗》,沈周首唱30首《落花诗》,和者甚众。

据载,“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征明、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

有时大叫恸哭。

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

[1](卷三,P9)现存唐寅《落花诗》,一见于后人辑录的《唐伯虎全集》,[2]一见收藏于苏州市博物馆的唐寅书法真迹《落花诗册》,[3]两者文字和编次多有出入。

估计是由于唐寅吟成后,不止一次抄录并加以修改,足见诗人及其交友对这组诗歌的偏爱。

唐寅《落花》组诗的最后两句云:“和诗三十愁千万,肠断春风谁得知?”可见诗人寄寓在“落花”形象上的感情依然是传统的伤感基调。

然而他的感伤并非无病呻吟,其中有着身世投影和心态流露。

唐寅29岁中应天府解元,次年于北京会试时,受科场作弊案牵连,被捕入狱。

出狱后又曾被蓄志篡逆的朱宸濠罗致麾下,好容易才脱身。

了解诗人遭遇后,对其落花诗中的感伤自怜和牢骚不平则不难理解:“国色自来多命薄”,“国色可怜难再得”,“昭君偏遇毛延寿,炀帝难留高丽华”,“千年青冢空埋怨,重到玄都只赋诗”,“多少好花应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命薄错抛倾国色,缘轻不遇买金人”,“休向东风诉恩怨,自来春梦不分明”,“控诉欲呼天北极,胭脂都付水东流”。

诗人为落花发出这些哀婉痛惜,正是感怀第25卷　第6期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2月Vol.25　No.6Journal of Guangdong Educatio n Instit uteDec.2005身世之语。

唐寅以“狂”态对抗所遭受的政治打击,《明史》载他被牵连入狱后,“谪为吏,耻不就,归家益放浪。

”[4]觉察朱宸濠的异志后,佯狂避祸。

他在《漫兴十首》中说:“此生甘分老吴闾,宠辱都无剩有狂。

”面对友人规劝,他说:“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

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可见唐寅的“狂”固然出于“为世所弃”的无奈,同时也是出于“贵适志”的人生选择。

《落花诗》云“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

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人生自古稀七十,斗酒何论价十千”,也可见这种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心理。

唐寅以散漫自纵的态度对待人生,他的为人处事、诗文风格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追求有所不同。

他没有传统观念那种对经商的鄙夷,而以卖文鬻画自给;对于士大夫认可的“应世诗文”特地表现出不在意,否定传统文人的读书求仕生涯而标榜自己以笔谋生:“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2](P26)“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1](卷二,P2)毫不掩饰放浪不羁的生活且为之自豪:“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2](P23)刻石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风流韵事为市井坊间所津津乐道。

在《焚香默坐歌》一诗中,他说:“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

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揭露世人的虚伪,公然向当时的假“道学”挑战。

他的创作可以看到尚俗尚趣的世俗化审美追求,如《落花诗》云:“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

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旧红。

”语言俚俗而形象鲜明,诗意浅豁而率真自然。

唐寅的宣言和作派都流露出一种疏离倾向,他疏离的是文人中的士大夫主群体。

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唐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生活道路离不开读书做官,于是文人心态主要是以士大夫身份看待人生世事,高尚者关心社稷臣民,鄙陋者追求功名利禄。

当然,也有一些卓然独立的人物,能够摆脱从众随群的习惯心理,以疏狂的态度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唐寅和吴中才子们也就属于这类疏狂文人。

他们热衷于吟咏那飘离大树的“落花”,当是这种疏离心态的反映。

如果联系唐寅生活的时代,还可以对其疏离心态有更多的认识。

明初统治者强化极权专制,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文人谨小慎微。

到唐寅生活的明代中叶前期,文人的道学家假面具尚未剥去,文坛上颂圣之浪潮尚未退去。

而另一方面,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影响着社会文化需求的转变,市民们有需要、有能力养起为自己服务的文化人。

唐寅等吴中才子正是明中叶最早一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作风与仍占主流的传统士大夫文人出现了差别,他们疏离了士大夫主群体,在当时是特异的存在;而同时又是明代中、后叶俗文化勃兴的先声。

“落花”,正是他们疏离心态的意象载体。

当然,唐寅和吴中才子们对主流文化并没有深刻的理性批判,他们笔下的“落花”形象以感伤柔弱为主,他们的疏离心态显得散漫浮俗。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两位善咏落花的著名遗民诗人:归庄(1613-1673)和王夫之(1619-1692)。

归庄有16首《落花诗》,[5]王夫之有题为《正落花诗》《续落花诗》《广落花诗》《寄咏落花》《落花诨体》《补落花诗》等多组共99首落花诗。

[6]两人年轻时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抗争,甘冒危险投入反清战斗。

失败后退隐林泉,著述终老,坚守民族气节。

他们所写的《落花诗》与时世密切关联,显然是诗人心志的寄寓。

归庄在《落花诗序》中历数宋、明两代的落花诗,称之“亦已穷态极致,竞美争奇,后有作者,殆难措手”。

继而指出自己的同题吟咏与前人的区别: 然诸公皆生盛时,推激风雅,鼓吹休明,落花虽复衰残之景,题咏多作秾丽之辞,即有感叹,不过风尘之况,憔悴之色而已。

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士,常动华实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树飘零之感。

以至风木痛绝,华萼悲深,阶下芝兰,亦无遗种。

一片初飞,有时溅泪,千林如扫,无限伤怀!是以摹写风情,刻画容态,前人诣极,嗣响为难;至于情感所寄,亦非诸公所有。

抒发心中郁结不能自已的亡国之痛,诉说抗清失败却矢志不渝的悲壮情怀,揭发时移世异中士林的种种心态,表达自己忠贞孤高的民族气节,是两位诗人落花诗的共同内容。

且看下面代表之作:36第6期 梁文宁: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 江南春老叹红稀,树底残英高下飞。

燕蹴莺衔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归?阑干晓露芳条冷,池馆斜阳绿荫肥。

静掩蓬门独惆怅,从他芳草自菲菲。

[5](P120)首联以暮春花落情景喻抗清志士飘零失散;颔联痛诉摧残迫害,哀叹世道恶浊;颈联以芳条冷与绿荫肥对照,分别比喻守贞而艰辛者和屈节而显贵者,尾联抒写自己孤高自守的志向。

弱羽殷勤亢谷风,息肩迟暮委墙东。

销魂万里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后功。

香老但邀南国颂,青留长伴小山丛。

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6](P405)诗中前四句以风中落花比喻自己奔走抗清,以委地残红比喻自己暮年避世,抒写抗清之志生死不渝,悲壮情怀销魂凝血。

后四句以花虽落而果已成、树弥青比喻自己志节不衰,表示时世衰颓、知音稀少而自己仍不屑追随庸碌之辈。

[7]两位诗人的落花诗写出了清初以遗民自居的士子的疏离心态。

与唐寅等散漫自纵式的疏离心态不同,他们疏离的是异族执掌的政权,抗争失败后甚至疏离了社会交际,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

而他们的疏离中有着坚守,他们悲壮地坚守民族气节和政治信念,执着地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王夫之书堂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们的落花诗使事用典,寄托遥深,含蓄蕴藉,也可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

这是飘零自守式的疏离心态。

不可否认,在遗民们的政治信念中,掺杂着忠于前朝,不事二姓的封建糟粕,尤其是到康熙朝,政局基本稳定,清朝统治者一定程度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精华,与明朝后期的腐败相比,与南明数王的没落相比,社会有了进步。

在此情况下,这种不事二姓的迂拙就更令人感到可悯可叹。

然而,尽管如此,后人还是从他们的疏离心态中感到令人崇敬的感召力。

因为,其中包含“匹夫不可夺其志”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这里有着不阿附、不屈膝的为人准则,在施行高压的权势面前,他们飘零自守,避世隐居,甘冒生存危险,宁愿孤苦贫贱而自洁自重。

他们坚守着视人格修为重于生存本能的自觉道德规范,并没有为自我利益而轻易抛弃信念,在权势面前更注重良心和骨气。

他们的落花诗也就如前人所评:“以磊落崎崟之才,为婀娜旖旎之词,兴会所至,犹带英雄本色。

”[8]清代中叶,著名性灵派诗人袁枚(1716-1797)也写过两组共20首落花诗。

[9]袁枚12岁中秀才,15岁补廪,24岁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可谓少年得志。

然因习清书不合格,三年后外放江南任知县。

骤从翰林清贵改授外职,不免牢骚。

他的第一组落花诗写于此时,当与仕途遭际有关。

第二组落花诗写于47岁时,为13年前收藏的花瓣而“怆然有作”,味其诗意,似与情事有关。

袁枚落花诗的基调可从组诗的第一句感受到:“江南有客惜年华,三月凭栏日易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