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舟》的女性意识与悲剧色彩[内容摘要] 张洁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中篇小说《方舟》是张洁最富个人特色的作品。
《方舟》中张洁从理想走向现实，探寻知识女性现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上的痛苦、绝望与奋争。
《方舟》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带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走进不同的大学，从事不同的职业。
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一位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经过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后，都是人到中年时告别了婚姻。
她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正如作品的“题记”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关键词]方舟；女性意识；觉醒；悲剧色彩张洁，当代女作家。
原籍辽宁，生于北京，读小学和中学时爱好音乐和文艺。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
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翌年加入中国作协。
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
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
《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革地上》以及《张洁集》等。
张洁获意大利1989年度“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
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全国第3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有一个青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播映，张洁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常引起文坛的论争。
她不断拓展艺术表现的路子，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优雅醇美。
一、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在人类诸关系中，两性关系是最基本，最原始的。
基于生存，发展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它也理应是最平等和谐的。
然而自从父权社会以来。
人类便逐步走向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道路。
形成了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形态。
女性沦为“第二性”，降为男性的“他者”。
承受统治结构为巩固其统治而附加给她们的一切压制和奴役。
包括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全方位的禁锢。
这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已成为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亦逐渐被女性内在化，心理化。
就仿佛自然界为适者生存而悄然进行的基因的变化，使女性对这种内在化，心理化毫无防范。
从而使自己在这种被压抑被奴役的“第二性”处境中处于无意识状态。
然而，历史终究是要进步的，伴随一系列民族解放，人的解放以及个性解放的浪潮，妇女解放的命题亦浮出历史海面。
女性意识渐渐觉醒。
在中国“五四”以后，逐渐出现了一批女作家，她们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女性由于父权制社会压抑、奴役、扭曲而形成的种种心理创伤，以及对平等、自由、独立的渴望。
但她们多数只是集中笔力控诉社会给予女性的沉重灾难，却忽视了长期黑暗的历史中自身所形成的奴性心理，这种女性意识是有缺陷的。
这无疑将给女性真正的独立带来实质性的障碍。
这就是说女性意识不仅包括与男性共有，与社会，时代，民族共通的意识，还包括独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识，即女性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感觉思维等心理过程，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的全部认识的总和。
那么女性意识的觉醒，必然建立在对客观和主观两个世界同等深刻地解构，剖析的基础上。
梁旭东的《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也是较有分量的一篇研究论文，论者肯定了《方舟》在新时期女性小说崛起之初的先驱意义和启蒙意义，并称这篇小说“已经触摸到女性主义的内核” [1]。
文化意义上的女性，基于生物意义上的女人，但又超越于后者，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女性与母性有强烈的内在关联。
但是，并非生育的女人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个合格的母亲，也并非没有生育的女人先天地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女性，不具有女性意识。
例子比比皆是，革命前辈宋庆龄、邓颖超女士，虽然她们一生没有孩子，仍然不愧于“伟大女性”的称号。
女性意识与母性意识相关。
母亲让人想到大地、草原、河流，母亲是孕育万物之源，是承载万物之根，母性意识是大地意识、生态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意识是一种宽广的包容意识。
然而这种宽广的包容意识，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被父权所奴役、所压制。
封建社会中女人的这种受压迫状态并没有随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解体，它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之中。
这构成了新时期女性反抗和女性意识崛起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之类的口号下，女性意识、女性权利被遮蔽，直至受到压制。
女性和男性穿一样的服装，从事一样的劳动。
这虽有助于女性更好投身社会，改善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却是以女性放弃乃至取消自我为代价的。
这固然是一种对女性的解放，同时也是一种对女性的放逐。
女性解放的最终追求是既要争取男女平等的地位，又要承认男女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不能无视男女之间天然存在的生理和心理差异。
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确定，发轫于“五四”时期。
“五四”文学以人的解放为内核，形成了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的女性意识传统，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
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上升，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被消解在战争的硝烟之中。
5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女性意识以及写作中的性别特征被阶级性所抹杀。
“文革”以后，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恢复、发展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与回归，女性从无差别、男性化的社会中脱颖而出，重新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今天，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拥有金钱、权力，自由的空间和功成名就的豪情。
当然，这种变化也会使女人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烦恼。
商业大世界的诱惑，自我发展的需求，为人妻、为人母的本性，几种需求之间会有新的冲突、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如怀孕、性、抚育孩子、家务劳动等这样的实际事务上。
二、《方舟》的女性意识张洁是新时期别具才情的女作家，纵观她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和奋争的过程，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张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从恋父走向了审父，从对男性的膜拜走向了对男性的攻击和强调两性对立，艰难地探寻女性解放之路。
张洁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观”和“婚姻爱情观”两方面。
张洁在《方舟》中提出“女人是独立的”女性观，并提出“要争得妇女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是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和实现”。
知识女性生活与事业的矛盾，在当时城市生活中，已成为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千百年封建习俗形成的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及女性自身生理与心理的种种弱点，对许多传统意识不自觉的维护。
这种种外在与内在的因素，使女性想做一个独立的人很难，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更难。
《方舟》把知识女性的生活与工作的艰窘与奋斗真实形象地反映出来，引起社会的广泛思考。
张洁是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位女性作家，其小说为新时期女性人格的独立，妇女的解放发出了呐喊，通过对新时期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生存困境的提示以及女性自身价值实现的人生之路，提出了姐妹情谊的女性集体意识。
”《方舟》中的女主人公们，不趋俯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她们以极大的勇气，置几千年文化传统赋予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于不顾，置男性中心文化规范于女性的价值尺度于不顾，她们期望于以非传统的崭新而独立的女性世界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她们如同乘坐在一叶方舟上，经受着生活海洋里风浪的拍击和颠簸。
她们与环境的矛盾是紧张而持久的，几千年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成为束缚她们的最有力的枷锁。
她们抗争于一种不合理的文化并试图改变这种文化给予的性别不公正待遇。
同时，女主人公也在超越自我中获得灵魂的净化、爱情的升化和人生意义的光华。
这篇小说不仅从社会角度表现了对妇女的不平等，还涉及到两性关系上的不平等。
张洁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被动地位感到屈辱与愤愤不平。
似乎性生活是男性先天的权利，女性只有消极地被占有或被抛弃，不能有丝毫个人意志，像曹荆华和柳泉的遭遇。
为了反抗，她们采取决绝的行动，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离婚，并不打算再结婚。
《方舟》首先反映出一种觉悟的提高，即女人也是人，是与男子有共同权利的人，这种权利不仅体现在社会上，也体现在家庭中，体现在单纯的两性关系上。
女性绝不是“第二性”，不是低于男性的第二种公民。
三、《方舟》的悲剧色彩《方舟》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带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走进不同的大学，从事不同的职业。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们的性格，以及她们对完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都注定了她们与失败作亲密接触，她们的人生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一位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经过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后，都是人到中年时告别了婚姻。
她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正如作品的“题记”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从古代到我国解放,社会对女性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不知毁灭了多少女性。
离异使她们成了世人眼中“不正经的女人”，谁都可以欺辱她们，怀疑她们，占她们便宜，为了摆脱现实的痛苦，她们便住在同一套公寓里，以求得暂时的庇护。
曹荆华为了养活家里的父亲和妹妹，被迫打掉自己的孩子，丈夫因此和她离婚。
这里的结婚已经不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有面包生存下去，这就是家庭能给荆华的。
柳泉，一个英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因受不了丈夫的狭隘、多疑、精于计算、爱发脾气，把婚姻当作性爱的全部。
这样的家庭离了也罢，可离婚是可耻的，没了家的她四处过着寄人篱下，吃不饱饭，说不出自己的真心话，还得忍受魏经理等下三烂人的调戏、侮慢。
梁倩比起她们，看似有幸。
但她也坐过牢，有父亲做靠山，却从不用它牟私利；有丈夫，却两人形同陌路；有孩子，却没有母子之情；有事业，却处处碰壁，无人欣赏；有朋友，可她们跟她一样不幸。
她们以家为命，肝脑涂地，用命去换的家，却遭受践踏，百般蹂躏。
曹荆华、柳泉和梁倩从无爱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试图在事业上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同，但是无论她们怎样努力仍然受到男权文化的排斥和控制，她们只能以自我的雄化和对男性的攻击来抵抗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她们抛弃女性的特征，抽烟、骂人、刻薄，甚至在外表上也尽失女性的特点，只剩下干巴巴的胸和麻杆一样的瘦腿，这样她们更受到男性的排斥和鄙视，同时她们眼中的男性再也不是坚强的“父亲”，而变得无耻，猥琐、卑下，成为女性不幸和苦难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