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专业：历史学学生姓名：史晓亮院系：历史文化学院学号：2010213239中国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我是第一次接触《人类遗传与优生》这门课，但对于其中一些思想，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早已经接触过了。
半个学期结束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下面我谈一谈中国历史上的优生胎教思想。
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产生了朴素的“优生”思想,并开始实践。
我国古代人在选择配偶时,首先就考虑怎么才能生育身心健康的孩子。
西汉思想家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详世世有行义者。
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倘有不善,三族辅之。
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庚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
鸣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人为子孙后代选择妻子,都要选择那些世世代代家风好的女子。
选这样的女子做妻子,生育的孩子就会有好的品德,不会胡作非为,假若有不良的行为,母亲家族的人还会帮助教育。
好人家的女子生的孩子品德就会好,家风不良家庭的女子生的孩子就会品德不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
经过2000年历代学者、中医学家的研究，以及宫廷内外的推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胎教思想体系。
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证胎教问题的一位学者。
他在自己撰写的《新书》中专有“胎教”一章。
他认为对胎儿实施多方面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提出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要求与规范。
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刘向著有《列女传》，涉及胎教方面的内容更为广泛，他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刺激，提出孕妇的身心健康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而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对胎教颇有见解，他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的结果，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恶也”。
南北朝著名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有“教子篇”，他认为家庭教育越早越好，早到何时?他主张从胎儿开始，要求孕妇安居闲静、谨守礼法，使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
南宋礼学大师、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很重视儿童教育，对胎教也颇感兴趣，他十分赞颂周文王之母太任，称赞其性端‘诚庄，唯德是行，能胎教。
他说：“端正纯一、诚实庄肃，性之美也，唯德是行，行之美也……太任性行既美。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一书中，提出教育儿童必须从胎教入手。
也进一步阐明了逐月养胎之法。
宋朝陈自明撰《妇人良方大全》及《便产须知》则忠告孕妇“勿乱服药、勿过饮酒、勿妄针灸……”“勿举重、登高、涉险……时时行步，勿劳力过伤……衣毋太温，食毋太饱”。
到了明清胎教理论更加完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主张建立以提高人口质量的胎教院。
可见，古代学者已经十分注意孕妇的衣食住行，情志视听等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并提出了实施胎教的具体内容及方法。
虽然这些理论尚缺乏科学考察和论据，但不无道理，而且有些观点和现代胎教理论也是十分吻合的。
胎教与胎养有联系，又有区别。
胎教侧重于通过对母体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调理，以促进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进行早期智力教育。
胎教一般始于妊娠三月以后，因为古人认为此时胎儿方开始定型和接受胎教。
胎教的内容多以女性在妊娠期的"七情"调节和以真、善、美的言行去影响、感化胎儿，以达优生目的，奠定下日后成材的基础。
对于胎教，今日亦认为，胎儿并非无知的生命，随着在母体内的生长发育，能不断吸收通过母体传入的各种信息，故人的聪明才智，孕育启蒙于胎儿期，是以古人对胎教的倡导，值得今人继承与发扬。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优生思想，但这一史实至今尚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
本文从浩若烟海的历史典籍里撷取若干反映优生思想的史料片断，以期使读者们窥一斑而知其全豹，明了优生思想同节育思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迭代相传的生育观念。
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理当继承发扬的光辉遗产。
一、力陈早婚之害，提倡晚婚、节欲、少生古代由于生活、医疗水平低下，人口养育繁衍颇为不易，而密集型劳动和战争频仍又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故在整个古代，早婚、早生、多育一直是居支配地位的生育观念。
早婚早生多育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引起医学家和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们的注意。
自西周起，即不断有人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揭露早婚早生的弊害，提倡晚婚、节欲、少生。
西周时期对贵族子女婚配的年龄规定“令男三十而取（娶），女二十而嫁”，可以说是中国倡行晚婚的最早记载。
西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对汉高祖以来推行的早婚多育政策提出批评。
《汉书•王吉传》记载他的意见说：“吉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寿夭之萌也。
世俗婚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即是说，早婚者年龄太轻，不具备作为父母必备的生儿育女知识，一方面导致人口死亡率高，同时也不利于幼儿的教育成长。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中，多处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早婚、早先、多育观念的反对意见。
他从遗传学的角度指出：人的素质同其父母的禀性密切相关，若“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反之则“气少泊而体”羸窳”；父母的身体强弱决定着子女的寿命长短，“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
命短则多病，寿短。
”王允进一步解释须节欲少生的道理说：“妇人疏乳者（生子少）者子活，数乳（生子多）者子死。
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
”东汉的另一名学者桓谭在其所著的《桓子新论》中也揭露早婚多育的弊害说：“后世遭衰薄弱气，嫁娶又不时，勤苦过度，而以身生子女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
”南齐大夫褚澄有《褚氏遗书》十卷传世，之中也表达了著者的晚婚优生思想。
同王允一样，褚澄也从遗传学的角度指出早婚的害处说：“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
异日有难状之疾”，“是以父一体废，则子一肢不肖，其母一目亏，则子一目不肖。
”褚澄指出男女婚配的年龄差别应该适当，交合生育必须男女身体强健时为之，否则将有害于夫妇并祸延子女：“父少母老，产女必亡，母壮父衰，生男必弱。
古之良子，首察乎此。
补羸滋血，女则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次。
羸女宜近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
”褚澄提出女子二十三四岁、男子三十岁为嫁娶的最佳年龄，并告诫夫妇婚后应节制房事，少生育子女，若纵欲，“合而令男子多”，则“历枯虚人”，多生孩子“产乳众”，将“血枯杀人”。
褚澄还第一次对《周礼》的晚婚规定作了较科学的解释。
他在《问子》篇说：“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用阴阳气完时而后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
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也，阴气早泻，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
”在1400多年前，褚澄能有上述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褚澄之后，宋代医科大夫陈自明撰著《妇科良方》一书，书中多处援引《褚氏遗书》关于晚婚优生的论述。
陈自明强调夫妇生育前应作好体检，指出：“凡欲求子，当先察其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则有子矣。
”明代万历进士袁黄于万历十八年（1590）刊行《祈嗣真诠》一书，书中也劝告世人节育少生，袁黄指出多欲将导致“难受妊”、“半产”（早产）和“产而多夭”的危险。
如《聚精篇》说：男子“十六而真精满，五藏充实，始能生子。
然自至精既泄之后，则真体已亏，元形已凿，惟籍饮食滋生精血。
不知持满，不能保啬，所生有限，所耗无穷，未至中年，五衰尽见，百脉俱枯，虽施泄而不能成胎，虽结胎而不能寿考矣。
是以祈嗣者，务实其精，远则经年独宿，近则数月一行。
庶几乎其可也。
”清乾、嘉、道以来，因封建赋税和地租剥削的日益加重，土地大量集中，使得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而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更加剧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江宁（南京）人士汪士铎在其解救人满为患的“救乱之方”中，也指责早婚早生多育为“陋习”，提出晚婚节育，主张“男三十而娶，女二十五而嫁”。
光绪二十八年（1902），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撰《禁早婚议》，从更加科学的意义上力陈早婚有害于“养生”、“传种”、“养蒙”、“修学”、“国计”等种种弊端，呼吁中国社会改良“必自戒早婚始”。
二、提倡实施胎教我国古代很早便已了解到胎教对胚胎和胎儿发育的作用。
把胎教看成优生优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极力推崇并倡导实施胎教。
西汉英年早逝的政论家贾谊著有《胎教》一文。
具体表述了他的胎教思想。
贾谊认为中国最早的胎教可以上溯至西周成王姬诵的母亲：“周妃后妊成王之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
”贾谊描述西周的“胎教之道”说：“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
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西汉除贾谊外，还有不少学者推崇胎教。
如西汉刘向在其所撰《列女传》中记载说：“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
王季娶为妃。
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成行。
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
”与董仲舒同时的博士韩婴也称赞孟子的母亲“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有方。
东汉王允强调父母的品德、性格、体态对子女的遗传影响，认为“或仁或义，性求乖也。
动作趋翔，性格诡也，而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相配，不可变易。
”“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
”同时还指出，孕妇在怀孕期间如果“遭到恶物象”，即受到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将给胎儿带来不良的后果。
如阴历二月夫妻交合闻得雷声，因胎气受损，生下来的婴儿往往是畸形和“喑聋跛盲”，如“孕妇食兔”，生下的婴儿就可能是“兔唇” 。
因此，为了生育健康智慧的婴儿，顺施之以胎教，做到“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
”南北朝颜之推撰有《颜氏家训》流传于世。
书中也特别提到西汉以来诸学子推崇的胎教，对“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的“圣王胎教之法” 尤其赞赏。
明袁黄也指出夫妇的品格脾性对生育有重要影响。
认为“就生子一节言之，忍者多不育，好戕物命者多不育，洁己而德甚者多不育；舞机御物者，育而不肖；或遇祸机深者必绝嗣们多怒、多欲者必难受妊，或妊而半产，或产而多夭”袁黄从医学的角度说明多怒、酗酒及过度辛劳对生育的害处说：“怒而伤肝而相火动，动则疏泄者用事，而闭藏不得其职，虽不交合，亦暗流而潜耗矣。
是故当息怒。
”“目劳于视，则血以视耗，耳劳于听，则血以听耗，心劳于思，则血以思耗”，而酗酒“一夜大醉，精随薄矣”，故只有避免过度劳累，不贪杯酗酒，才能“聚精”、“生精”、“养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