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吉安市阳明路小学的一些回忆1970年年初离开她都快五十年了。

人老了，变得越来越怀念过去。

吉安市阳明路小学在文革期间曾改为“吉安市东方红小学”，文革结束后才又改回来的。

学校位于吉安市阳明路大道北侧，西侧隔一条巷子就是新华书店的区域了。

学校正对着阳明路大道的那栋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可以说是当时吉安市的学校中最高的建筑，用现在的时髦话是“高大上”。

那时我家住在学校东侧，与学校只一墙之隔，从家门口走到学校不到200米的距离。

大概是离学校近的原因吧，那个年代的母校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一、幼儿园学校东南角有一栋两层楼的旧式楼房，大门面东而开，门前是一个半个网球场大小的院子。

它的东侧和北侧由高墙围着，南侧好像有一排房子（后扩建成了学校的大礼堂）隔着一条约2米多宽小路，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安全地带，这里就是幼儿园所在地（见右图）。

这栋二层楼的楼房类似徽式建筑风格，房屋四面为砖墙，内部则为木结构。

一楼的厅堂摆放着小桌椅作为孩子幼儿园们的教室，两侧厢房是老师办公和储藏图书玩具的地方。

进门左侧顺着楼梯可上二楼，面东是一个带栏杆的阳台，早上站在那儿可眺望冉冉升起的太阳。

我大约是62-63年懵懵懂懂地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光。

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那两颗树，两颗极其诱人的果树。

毕竟是孩子，又处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对能吃的东西感兴趣。

院子东南角的那颗树是枇杷树，每到初夏时节树上的枇杷长得又黄又大。

在院子里玩耍时，我们的眼神都溜到树上去了。

不过，最总还是能分到几颗解馋。

教室门前左边墙根是一个高大的柚子树，树冠都伸到了二楼屋檐那么高。

春天开花时节会散发出阵阵沁人心扉的柚子花香，白花散落得满地都是。

到了学龄了，1964年春正式进入小学一年级，1970年春小学毕业，小学整整上了六年。

那时的新生入学和老生毕业都是在寒假（过完春节）之后，跟现在不一样。

二、学校建筑（一） 教学楼布局整个校区面积大致在8万平米左右（南北和东西的长度约200-300米），教学楼建筑群布局全部是南北朝向，从里（北）到外（南）由低到高发展，两扇对开的校门向南正对阳明路大道。

教学楼共有五栋，包括两栋平房、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及一栋三层楼的教学大楼（见下图）。

60-70年代阳明路小学全景图两栋平房是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室，教室门前是长廊，廊边的立柱都是有一根根外面涂着红油漆的实木制成。

两栋教室中间隔着课外活动的操场（70年代修建成了水泥地篮球场）。

低年级教室三年级的孩子已经能跑能跳了，便向两层楼、三层楼的教室进军，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教室，越升越高了。

两层楼教室建筑风格与一层平房教室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二楼。

上二楼的楼梯设计在东面，楼梯和楼面、扶栏全都是木结构。

最为洋气和气派的要算三层楼的教学大楼了。

砖混结构青砖墙体，楼内的楼梯楼板皆为木结构，楼北侧二、三楼走廊外侧是木质栏杆。

两层楼的教学楼我上六年级时的教室在三楼，靠着朝南窗户边往下看便是阳明路大道，对面是人民武装部，它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建筑公司大楼和水利局大楼。

教学大楼中心通道一直朝北走到底有一栋齐腰白墙的旧式小屋子，那是学校的心脏-校长办公室和教导处所在地。

我记得那时的校长是一位姓熊的男校长，而最为孩子们熟悉的也是令大家尊敬的教导主任是王英老师。

足球场：一二年级教室西侧土斜坡下去是一块低洼地（落差约有2-3米），原是菜农的菜地，估计是解放初期市政规划时考虑学校应该要有一个大一些的运动场而被划进学校来。

学校利用这块地修了一个简易的足球场。

我记得在低年级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带着我们在那儿踢过足球。

一个班的男生分成两拨，围着个橡皮足球一窝蜂似的，很是热闹有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再也没有在那儿踢过球了。

（二） 印象深刻的两件东西1.油画进学校上课首先要穿过教学大楼的门厅过道（约有5米宽），过道左侧墙面有一幅油画：一位戴着手铐和脚镣的革命者坐在地上，白衬衣斑斑血迹，在幽暗的牢房中神情凝重地望着从小铁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掠曙光。

我清楚地记得这幅油画的标题“为了革命，我愿把牢底坐穿”！这幅油画是文革前由学校的一位美术老师画的。

好一段时间，我们上学或放学总看见他站在一张桌上面墙而作。

对我来说甚至是今天，每当想起这幅油画时，它在我脑海中依然是非常的震撼。

那年代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革命传统教育。

新中国是用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红的等等概念在脑中根深蒂固。

我们热爱共产党和热爱领袖毛主席，心中崇尚革命崇拜英雄。

每当你看到或想起这幅油画时，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油然而生；你会感到一种责任和使命。

2.铜钟两层楼教室西侧外墙上高高地挂着一口铜钟（铸铜，约有30公分口径左右），套挂在钟罩里的钟锤拉下来一根小手指粗的麻绳，敲钟人站在墙跟下拽拉着钟绳，钟声在方圆好几里地都能听得见。

我家在学校隔壁，上课预备铃响时再从家里出发也来得及。

正因如此，早上在家里吃早饭时耳朵总是竖起来的，生怕错过钟声。

久而久之，便能记得钟声的节奏和含义了。

节奏不同意思不一样。

“当当……当当……当当……”，连敲两下，稍停后再重复，那是预备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敲三下，间隔较短，这是上课铃；要下课了，铃声变得很松弛了，“当…….当……当…….”。

铜钟两层楼的教学楼西侧的铜钟三、我的老师和同学（一）老师在那里六年的学习，当然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们。

王英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奶字辈老师。

她留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齐肩短发，国字脸，衣着素雅，看上去感觉总是干干净净的。

年级学生集合时她总会站在队伍的前面叫着口令“通通有，立正！….稍息！”接着开始训话。

周伏珍是我三、四年级期间的班主任，教语文。

鼻梁较高、刮青的脸上挂着两道浓眉，看上去有些冷峻。

他身板挺直，咧开嘴笑的时露出的一颗虎牙显得有点狡黠。

带着浓厚吉安腔的普通话给我们上课时，他总是劲头十足，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曾昭华：毕业班的班主任。

短头发，戴一副近视眼镜。

记得文革后的某一天上她的课，在她进入课前，有淘气的学生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眼镜蛇侮辱她。

等她进来后一看黑板，气得整个脸通红通红的，眼泪都出来了。

由于上下班要经常路过我家门口，时常会驻足与我外婆聊上几句关于我的情况。

有些记忆的老师大概还有如下几位。

姚老师（女性，名字不知），教算术。

她家住在阳明路上工商联的隔壁，离我家不也就200多米的距离。

两根辫子较粗，中等微胖身材。

我的同学傅明华是她的邻居。

曾祖珍（男）老师，他教什么记不住了。

只记得他，稀疏的头发向后翻着，廋挑个，背有些驼。

由于根正苗红出身好，根子红，是文革初期最"红"的人。

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被市里选为代表去过北京。

他可能是当时整个吉安市教育界唯一见到过毛主席的老师。

回来后，捧着红宝书，到处“讲经”。

（二）不走运的老师A ,他是我上初小时的一位音乐老师，个子不高身子有些长，浓密头发边分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髦，在学校时总是背着一架手风琴后面跟着一帮孩子，后因“作风问题”销声匿迹。

那时他二十多岁，我一年级时教我们音乐课，二年级好像就不见了，皆因出现轰动全校的一个事件。

据说在办公室，他利用练歌机会猥亵一位漂亮女生。

当时整个学校流传着一首由"浏阳河"改词的歌：“xxx，爱上了xxx，……"。

所谓“作风问题”，多指男女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性”非常之忌讳。

男女在路上相互牵着手走路，那时不正经；男女之间有一些亲昵行为绝对会给扣上一顶“流氓”的帽子。

你想，如果某人被发现存在“作风问题”，一切的一切，什么家庭、事业岂不都完结？音乐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办公室能对女孩干点什么呢？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指导女生时不小心触了一下手或腰或脸什么的，恰好被别人看见了。

一经告发，那便是“流氓！”（处于那个政治运动时代的人觉悟奇高，喜揭发。

）可想而知，这位老师的命运会是怎样。

后来，他消失了，是被调走还是被开除或判刑，不得而知。

B 是一位女老师，好像教我们算术。

她孩子与我同年级不同班，据说很优秀。

由于B老师家庭出身不好（好像是地主），文革初期的66年曾遭到学校师生的暴风骤雨般地批斗。

记得有一次学校开批斗会，B老师低头站在讲台边，面无表情。

前面的人发完言后，在一片“打倒XXX”的口号声中又走上来一位学生代表，这正是B老师的闺女（由于是老师的子女，大家都认识），底下一片窃语。

小姑娘走上台，机械地展开一张早已写好的稿纸，念将起来。

大意是批判地主阶级，要与B 决裂，划清界限等等！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女儿批判妈妈的场面。

当时我们不懂事，只觉得新奇，在心灵上谈不上什么震撼。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政治斗争确实残酷无人性。

才10岁的孩子，能懂个啥呀？是学校要求抑或是家长为保护孩子特意要这样做的？我想，当时这种事件对孩子的心理无论如何都是摧毁性的，让人胆寒！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人权问题。

以儒家“亲亲相隐”为内容的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近现代的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其法律制度中也都有着关于亲属拒证特权的规定。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形势需要、立法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过去的政策或刑事诉讼制度中是没有“亲属具有作证豁免权”一说的，涉案人员的亲属也有作证的义务。

随着人权状况改善，中国的法制也在逐步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亲属特免权制度终于得到法律上的认定。

可惜的是，它已无法抚慰过去悲剧给人们尤其是未成年孩子带来的心灵创伤！（三）我的同学从一年级开始，邓建平就成为我们的班长（一副白里透红女娃脸），熊荣辉是班副（头有些扁），他们个头都不大，但学习好。

班上的女生我还记得的有，吴海风，严一萍，徐七妹。

王葵，黄荷花，马小珍，朱小珍，肖英。

男生还有，黄金彪，杨克辉，傅明华，万秋平等。

傅明华住得离我家近，他父亲好像是军人，与我玩得较好。

最淘气的是大个子黄金彪（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

他力气大，劳动积极，总喜欢在女同学面前显呗自己。

呵呵，此乃人的天性嘛。

两位班头和吴海风都是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泼赖的严一萍是我的组长，老师甚是喜欢。

我的学习成绩马马虎虎，属于中上游吧。

王葵的妈妈在检察院工作，而检察院里朱小珍、马小珍家很近。

我时常会带我的妹妹，再顺路叫上马小珍和朱小珍一起去检察院找王葵玩耍。

时间太久了，太久了，也不知道这些同学近况如何？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机会能在吉安与他们相逢。

远离故乡近五十年了，一直没能去看我的母校，也不知她现在变得怎样了？我没有忘记她，她还能记住我们这些孩子们吗？本人前些时间根据记忆绘制而成的一幅有关母校的全景图（见附件），除了留下一些记忆给自己外，也希望给我近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一些念想吧，祝你们健康长寿！阳明路小学1974届六年（二）班春季毕业生晓宁2016年6月26日附件： 60-70年代的吉安市阳明路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