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玑巷与岭南移民的历史联系
考古资料证实，在远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着人类生存、活动的遗迹。

1958年在曲江马坝发现的“马坝人”，为一个中年男性头骨化石，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属于“古人”的早期类型，是已知最早的岭南古人类；经测定，其年代距今12．9万年左右。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西樵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细石器，而在粤北、粤西现的与西樵山文化同期的一些洞穴文化遗址中，出土一批粤属年代最早的陶器残片。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曲江“石峡文化”遗迹中，出土了人工载培稻品种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等磨制精良的农业生产工具，这被考古学家视为当时岭南锄耕农业趋于发达的标志。

考古发现不仅反映了“百粤杂处”的岭南一直生存着被称为“越(粤)人”或“越(粤)民族先民”这一基本的事实，同时，也说明了在多元的中华文明之源中，岭南文明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源。

在中国古代，岭南地区是为一个偏远荒服的地方。

北有五岭与中原相隔，南有汪洋与海外相分，因而非常封闭。

但是，由于北方的战乱，和岭南地区的安稳平和的环境，中原的大量移民进入到岭南地区，对岭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隋唐两代，中原人南迁的势头逐渐减弱，已不再有类似秦汉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现象。

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北方烽火连天，土民纷纷难逃避难，出现了历史上第三次移民高潮。

这次高潮在南宋灭亡时达到空前规模。

在两宋移民高潮中，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市）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保昌县位于粤北，是由大庾岭路进入岭南，前往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交通要冲。

保昌县沙水村有一珠玑巷，是中原移民南下途中首先选择的定居地。

在宋代历史变迁中，迁居珠玑巷的中原人又陆续流徙岭南腹地，落籍珠江三角洲一带，为岭南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珠玑巷是中原人开拓南疆的一个中转站，它因此也成为联系中原和岭南，具有民族南迁的象征意义的地方。

珠玑巷，原名敬宗巷，也叫朱杞巷。

唐代以前就已存在。

唐敬宗时改为珠玑巷。

珠玑巷虽得名于唐代，但在两宋南迁高潮中，中原人“至止南雄”，对珠玑巷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地理方面的原因之外，也因为故乡京城有同一地名的里巷，这对于南雄珠玑巷之所以能聚居大批
中原人并名扬天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不仅南雄有珠玑巷，广州、潮汕一带也有珠玑巷地名，表明了南迁的中原人眷恋故土的情感。

珠玑巷民族南迁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北宋末至南宋初，中原人迁居南雄，建设珠玑巷。

北宋末金兵攻陷汴京，先后掳去钦宗、徽宗二帝，中原大乱。

士民们一部分随高宗流转东南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佑太后走赣南。

太后不久回临安，随行士民在动乱中渴望有一处安居之地，于是继续往南越过大庾岭，在南雄珠玑巷落户。

南宋统治的确立，使江南暂无战事，岭南地区更为平安，珠玑巷在百余年中逐渐繁荣起来。

第二阶段是南宋末期，已在珠玑巷落户的居民为避战祸再次南下，流散到珠江三角洲各地。

南宋末珠玑巷移民，是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集中的一次。

在长达七年的战乱之中，珠玑巷一线交通要道及附近地区的居民走避一空，倾巢南下。

有的还漂洋过海，流落海外。

南宋末，元军南侵，战乱又起，士民开始流徙。

宋恭帝徳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失守，元军趁势南下，元将攻陷南雄、韶州，珠玑巷居民纷纷逃散。

南宋末的逃难民众中，较为著名的是罗贵等97人。

尽管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待考证，但宋代中原人南迁珠玑巷，又从珠玑巷流转珠江三角洲各地，这个历史事实却是确定无疑的。

据史书记载，岭南的很多名人学士、世家望族，其祖先都是由中原迁至珠玑巷而后又迁到珠江三角洲各地的。

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珠玑巷南迁族人后裔。

珠玑巷后裔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经济开拓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他们开垦荒地，治理滩涂，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和手工工艺，开办学校，传播文化，为岭南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珠玑巷移民，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指珠玑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迁徙；广义则泛指经由珠玑巷迁徙，而珠玑巷的居民，又可分入迁和出徙两种。

入迁，是又外地迁入珠玑巷及附近地区，出徙则指离开珠玑巷迁入别的地区。

一方面是指中原人民迁往南雄珠玑巷，另一方面是指南雄珠玑巷的人民迁至珠江三角洲。

可见，珠玑巷与岭南的移民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同时也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珠玑巷移民也成为岭南文化中的重要一支。

在之后的历史岁月中，岭南地区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并在近代闪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