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管理思想浅谈【摘要】：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

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

——这一点无可质疑。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

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本文浅析了法家思想及其对我们今天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商鞅，韩非子一、法家管理思想概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

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

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一）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

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

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

积兔于市，过而不顾。

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

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1（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二、法家代表人物及其管理思想法家前期的主要人物有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商鞅是前期法家的代表；后期有韩非、李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本文重点谈一谈商鞅和韩非的管理思想。

（一）商鞅的管理思想商鞅（前390——前338年）简介：卫国贵族后裔，魏国成长，秦国立业。

有深厚的法家思想理论修养，有丰富的从政实践，对社会通达，“刻薄寡恩”，车裂而死。

1、商鞅的经济管理目标和实现途径：治（社会安定）、富（国富）、强（国强）、王（天下统一）。

“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强必王”。

2实现途径是农战，且长期坚持农战，名之曰“作壹”。

“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

“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即统一天下。

为何农战政策能导致富强，进而“王”——统一天下呢？“国不富，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何谓“富”？“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

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

女事尽于内，男室尽于外，则入多矣”。

“故民壹务，其家必富”。

2、商鞅经济管理的原则与措施（1）在促进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家庭生产方式。

“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建立家庭生产方式。

实行“粟爵粟任”、“武爵武任”的政策，使“耕织致粟帛多”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可以免除徭役并取得官爵；使在对外战争中立军功的人可以按军功大小得到相应的官爵、田宅和“庶子”（依附农民），从而增强新兴地主阶级经济、政治力量。

颁布“垦草令”，鼓励私人开垦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任地待役之律”：“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

为鼓励开垦和进行招徕，制定一系列的相应优惠政策，如任民恳种，不限多少；对外来移民在一定时间给予免税、免役的优待。

以种种法令、措施将劳动力固定于土地上，如制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使民无得擅徙”，实行什五连作法，使邻里互相监督等。

主张保持农民的闭塞、愚昧，认为这是保持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故提出愚民政策。

认为农民“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恳矣”，禁止音乐、杂技等文化娱乐活动下乡，使农民耳目闭塞。

他们。

（2）限制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使全国的劳动力尽可能多地投入农业。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宣扬“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殃心目中的“农”实际上等同于粮食种植业或至多是指“耕织”、“农桑”，因而提出“壹山泽”的主张，即禁限人民入山泽进行采用渔猎等生产。

重本抑末的政策的内容包括：在赋税方面的歧视：“重关市之赋”、“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等。

在徭役方面的歧视：一方面对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减免徭役，“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另一方面加重商户的徭役负担，使“农逸而商劳”。

商业、价格方面的歧视：提高粮食价格，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尤其是不许其从事粮食贸易，以防止商人剥削农民，限制商业对封建农业自然经济的分解破坏作用。

（3）对农业剩余产品的管理．反对轻徭薄赋的原则，公然主张“家不积粟，上藏也”。

即百姓除了家庭的必耍口用外，剩余的粮食要统统上缴于国。

（4）其他管理原则和要求。

“国富而贫治”。

认为“目富而贫治”能做到“重富”、“重强”。

“国贵少变”。

一方面主张变法，“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另一方面，主张“少变”，提出“国贵少变”的主张。

“知数”，提出“强国知十三数”指出，“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整顿吏治。

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作到“无宿治”，并且全国各地制度“百县之治一形”。

3、商鞅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认为人类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人们在这种天性的支配下必然要追逐名利、营求富贵不择手段而且是终身不知厌足：“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欲富贵也，其阖棺而后止”。

“以义教民则民纵”。

所谓的“民纵”．即不肯听从国家，不服从农战需要。

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利用人的这种天性来推行农战政策：“利出一空”；把农战以外的其他一切可以获得名利、富贵的途径统统堵塞住，使百姓只能靠从事农战获得名利、富贵；用赏、刑驱使人们致力农战。

“刑于九而赏于一”，“刑多则赏重”。

(二)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

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

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3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

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

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

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

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

（参见《功名》）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

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

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难势》）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