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国家经济政策走向趋势我国经济社会总体比较稳定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带有趋势性的特征和变化。

认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对此，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形势?张占斌：当前，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预期，总体仍处于L型走势的筑底阶段，经济企稳的一些迹象开始显现。

但是，总体来看，2017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就全球经济而言，仍难有大的起色。

已经存在的原因包括：一是新科技革命引领产业革命、商业革命的变革仍然在孕育之中，许多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缓;二是QE和经济刺激政策大规模使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进一步加速总需求的不足;三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已接近极致、财政政策也没什么空间，结构性改革推进难度比较大;四是全球面临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不确定性风险;五是全球经济增长会持续低迷，世界贸易和投资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这无疑给2017年全球经济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相比国外的不乐观情况，我国经济社会总体比较稳定。

现在看，由于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型、资源环境约束更加明显、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去产能任务繁重艰辛，实现如此的增长速度并不轻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比如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这些都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我们正在着力加以解决。

中国经济2017年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我理解，一是“特朗普新政”和美元迷思具有不确定性，对我国的经济会有一定影响;二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对我国经济有重要影响;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对破解我国重大结构性失衡影响很大;四是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仍然在积聚，如何化解是个严肃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需要审慎斟酌。

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时报：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创新，更加注重协调，更加注重绿色，更加注重开放，更加注重共享。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有哪些新的趋势性变化?张占斌：经过观察和总结，我感到，我们已经形成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有十个方面新的趋势性发展变化。

一是更加注重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化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研判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

二是更加注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创新，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是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绿色增长。

五是更加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六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方式方法，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并形成合力。

七是更加注重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高度重视防范各种经济风险。

八是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和两种资源，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九是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是更加注重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

“十三五”时期需在四大改革领域寻求重大突破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增长动力、资源配置、经济福祉等六个方面可以看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变化。

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建立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2017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改革进入“关键期”。

怎样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好的体制机制?张占斌：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中国新的发展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

怎样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形成好的体制机制?我认为，必须靠深化改革来实现突破。

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带动其他改革跟进。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三年多了，亮点可圈可点。

一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成效明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高效宽松的体制机制环境逐步形成。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电商、“互联网+”等引领的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亮点纷呈。

三是有效政府的作用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弥补市场失灵等层面得到较好的发挥。

四是财政金融改革蹄疾步稳，营改增稳步有序推行，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推进取得初步成效。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下大功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以这样讲，能不能够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能否下大功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

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应包括三个层面的供给，一是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供给;二是鲜活的要素、有积极性的要素、可持续支撑的要素的供给;三是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这既是对企业讲的，也是对政府讲的。

也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有四件重要的事情：继续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展望“十三五”时期，如果在政府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重大方面出现重大突破，有助于推动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所以“十三五”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值得期待。

我们要把问题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目标导向的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加快配套改革步伐。

不忘初心，真刀真枪推进改革，瞄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释放改革红利，振奋国人信心，使改革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快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

猜想一：GDP增速6.5%左右?概率：80%理由：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均为6.7%，四季度也非常可能保持这一增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7年中国经济的定调是稳字当头，同时反复强调的是金融风险叠加。

因此，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可能不会再像此前几年那样，设定一个浮动空间相对来说余地较大的6.5%—7%区间，而会更为明晰地给出一个底线——6.5%左右。

这也意味着只要经济不出现突发和巨大波动，宏观政策将继续保持审慎。

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一是特朗普新政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会就汇率和贸易问题向中国施压;二是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会引发潜在风险;三是民间投资虽然趋稳略有回升，但动力仍然不足;四是房地产市场降温过快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

与2016年相比，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2017年可能是这样的格局：外贸略有下滑、投资稳中略升、消费上升较快。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中国经济还要应对过剩产能、债务累积、杠杆过高等风险。

2017年是风险叠加的一年，也是各项政策效果叠加的一年，不仅要消化前期的刺激政策，面对稳增长的压力，还要尽力降低整体扩张的宏观政策的副作用，当前最为棘手的就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金融体系空转。

国内和国际经济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是必然选择。

“稳”是主基调，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之下，“防风险”会成为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

(李晓丹)猜想二：财政赤字率不低于3%?概率：90%理由：2017年的赤字率低于3%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高于的3%的可能也几乎没有。

2017年的赤字率应该是维持在3%或者稍微高一点。

从200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政策发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扩大赤字、减税、增加投资。

2016年的赤字率提高到3%，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2009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形势，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需要考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要做调整，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

朱光耀提出，赤字率反应的是国家政策，3%的赤字率是否为红线需要根据各国国情来判断。

中国有提高赤字的空间，但是并未到大幅提高赤字的阶段。

如果大规模扩大赤字、提高赤字率，对政府信用、地方政府财政安全会有一定影响。

现在来看，中国的经济、财政状况并没有到需要全面大幅提高赤字的程度。

毕竟在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除去提高赤字外，还有减税和增加投资的办法。

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一边提高赤字增加发债，一边减税的方法已经受到财税专家的质疑。

若是赤字率低于3%，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相符合。

并且财政部部长肖捷在2016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中表示，适度扩大支出规模。

“适度”预示着不会大幅提高赤字，还可以通过盘活存量、合理安排收入预算等手段来增加支出。

(杜涛)猜想三：货币M2增速12%?概率：70%理由：与2016年相比2017年货币政策将更加中性趋紧，一个直观的衡量指标就是M2增速。

2016年的M2增速目标是13%，这一目标在2017年很可能会调低至12%。

2017年的货币政策与防泡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是必须的。

央行的四季度例会就在“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后增加“保持中性”，1月5日—6日召开的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2016年，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M2与金融机构的扩表增速出现明显背离，M2增速低于扩表平均2-3个百分点。

这种脱钩说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边界效用在降低，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当前经济遭遇的一个尴尬问题——流动性难以进入实体。

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自身的资金渠道、传统的盈利模式都在发生改变。

因此，M2的增速适当调低有利于“挤泡沫”，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物价指数等多项指标进入相应区间后向着偏紧方向调节的可能，2017年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也就减小了。

2017年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并没有变，还是要去杠杆、抑制资产泡沫，但面临两难抉择。

MLF、PSL和SLF这些央行采取的资金投放工具，在2017年使用的规模和频率都会提高，同时也有可能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