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内容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下，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机制的不断转变，导致社会冲突层出不穷。

客观地对社会冲突呈现的新特征与出现的原因进行理性地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对待社会冲突。

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措施。

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冲突原因分析措施尽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30余载，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此种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机制的大转变与大调整引发了诸多的社会冲突。

客观认识并且分析这些社会冲突，并对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析，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下的社会冲突新特征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难度等均前所未有。

此时期，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与多元化。

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 不断呈现新的冲突形式1.群众表达方式多元化根据现实情况，面对冲突民众以及政府都在想法设法避免直接对抗的方式，大家都在努力探索更加文明、更加有效的表达方式。

对于民众来讲，他们不但希望以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进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也力求做到不违背现有的社会规制。

在实践基础上群众创造了诸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购物”、“集体休息”等形式。

由于此种方式具有非对抗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相当多地方政府的宽容。

由此可见，民众是可以与政府理性进行互动的，双方都在其中努力学会妥协与良性互动。

2.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有学者给群体性事件下的定义: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耦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

其特征主要有群体性、破坏性、组织性、反复性。

目前，群众集体上访、群众重复上访和群众赴北京上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尤其是某些行业引起连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北京和其他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处理难度一般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社会冲突双方呈现非对抗性特征学者科塞把冲突分为直接的现实冲突和非直接的间接冲突。

正如他所言，“群体越是在现实的问题上发生争端，他们就越有可能寻求实现自己利益的折中方案，因此冲突的激烈性就越小；群体越是在不现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激起的情感与介入的程度就越强，因此冲突就越激烈。

”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性质仍然是以经济领域的利益性冲突为主，它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转型期特征。

总体而言涉及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较少，涉及到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也同样较少，它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特征。

(三) 社会利益冲突呈现独占鳌头的态势众所周知，利益关系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根本关系，它不仅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而且也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方式以及机制的根本转变，不同社会群体与阶层的利益意识被不断强化。

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冲突。

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某些强势群体与利益集团，运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损害了弱势群体利益。

结果导致各种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一群体或利益集团身上，从而引发社会冲突。

孙立平所说：“从当前的情况看，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言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下的社会冲突产生原因分析(一) 群众利益诉求获取渠道不畅通近些年来，各地群众利益诉求获取渠道不畅通，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数不胜数，有的还酿成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合法合理的，一方面涉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涉及到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可是这些利益诉求多次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并没有得到他们及时有效的解决，由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最终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所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二) 部分基层政府对群众权益的忽视除了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之外，地方部分基层政府长期不能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而积聚的不满情绪也是导致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部分地方基层政府过于强调自身的利益，将基层政府与基层领导的个人利益摆在高于群众利益的位置之上，忽视了群众权益诉求，最终导致冲突甚至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

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善此种状况，必须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升部分基层政府领导的公仆意识、大局意识以及服务意识。

（三）社会利益分化的态势日趋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逐渐进入收入分化与利益分化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呈现向上层集中、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而形成了以利益集团与强势阶层为主导的刚性利益配置机制。

与国际社会比较而言，中国在过去短短的10多年时间内，与经济快速发展同步的是各种新的利益群体迅速出现和成型，他们并开始左右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与利益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矛盾激化问题。

一定程度而言，阶层冲突、群体性事件等等社会冲突都是利益分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三、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下的社会冲突的几点措施根本上解决社会冲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与必要准备。

因此，我们不但要在社会运行规则与机制方面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更加要在转变思想以及建立健全体制上下功夫。

解决社会冲突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 理性地看待社会冲突稳定，作为一种社会运作状态，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政府都在努力谋求和维护的一种状态。

它不但是进行正常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前提，还是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前提。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状态，绝对的稳定是不存在的。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此阶段社会冲突加剧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

如桑德斯说，“每个社会都有比较持久的、稳定的、经过良好整合的组织要素，但即使是在整合性比较强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着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潜伏在整合性的关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显现出来。

”我们一旦有了这个认识，就能理性看待社会冲突存在的客观性以及必然性，从而做到理性地面对社会冲突和理性地解决社会冲突。

（二）积极加强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解决社会冲突时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便是有关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问题。

具体来讲，就是要建构一种合理的对话机制，为不同意见的表达开辟正常的社会渠道，从而使各种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纳入秩序范围，避免矛盾激化，发生对抗和混乱。

同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还可以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酝酿生成阶段便得到反映，促使社会及时予以关注，而不至于长期积聚和压抑，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应该看到，无论是那种由于社会转型触动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从而抵触和拒斥转型的社会冲突。

还是那种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脱节而引起的社会冲突，都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为这些冲突的控制和处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制度安排也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减压阀”，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这种“减压阀”。

当然，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秩序处于变动之中，要形成这种制度安排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针对这一时期社会冲突的具体状况，从实际出发做出某种过渡性安排，从而尽可能地为各种社会冲突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三）切实加强社会预警机制与应急机制建设社会冲突事件多为突发事件，因此对社会冲突事件的管理也属于危机管理；而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预防或预警。

健全的社会预警体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建立社会预警机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的预测来防范社会危机。

只有建立高效的预警机制，我们才能及时的掌握社会冲突发生的前兆与相关信息，调整原有的调控机制或建立新的调控机制，从而在面对冲突时，才不会仓促，才能够从容面对。

另外，虽然从总体而言，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但对于某些具体的社会冲突而言，如果有一套高效的社会预警机制，则完全可以依靠针对性措施减弱其影响，甚至避免其发生。

另外，还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机制。

由于社会发展是规律性与非规律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因此，有许多社会冲突是突发性的，根本无法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应急机制，否则，等冲突发生后，无论再采取什么调控措施，都难以避免社会的波动。

因此，对社会冲突事件预警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完善社会预警机制，在冲突事态扩大之前予以妥善解决，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将冲突事件可能导致的危害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1] 贾高建.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4): 16.[2] 田伟宏.近年国内“社会冲突”问题研究述评[J].天中学刊，2003，(6): 18.[3] 单光鼐.“散步”是为了避免暴力——国内群体性事件解析[N] . 南方周末，2009-01-14.[4] 杨淑琴.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研究[J] .理论探讨，2010，(4) .[5] 张玮. 转型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研究[J] .黑河学刊，2011，(12) .[6] 孙立平.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刘易斯.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宋宝安，于天琪.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