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唐镜摘要：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
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1）2－135－02作者：吉首大学伦理学所教授；湖南，吉首，41600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力。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人道”、“人伦”、“人性”这样一些表达人文精神的概念、范畴以及崇尚文明教化、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主体道德、追求理想人格的种种论述已普遍被人们所采用。
1．远天近人。
中国文化从不追求空想的精神“天国”，总是把理性的目光聚焦于现实人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的是保持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
这种“远天近人”的宗教态度，是孔子为我们开启出来的文化之原。
人的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在现实的人生之中，在人际关系之中，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便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2．人为万物之灵。
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给人以很高的地位。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荀子·王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老了·二十五章》）邵雍认为：“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礼记·中庸》）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且只有人才能参与天地生化不息的进程。
正是这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来建构、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给个人设计、归属取向、社会理想都打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
3．以民为本。
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
“夫民，神之主也。
是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民，神之主也。
”（《左传·僖公十九年》）“民者，君之本也。
”（《春秋·榖梁传》）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管子·霸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上观于贤，下听于人”、“人有非上之过，所谓正士”（《管子·桓公问》）的民本原则。
这些思想和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主性精华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
4．以生为乐。
中国文化教导人们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
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孔子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颜乐处”只看成是儒家的一种教义，“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们追求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这种以生为乐的价值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性格。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自然的神圣的。
它追求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超越的世界的联系与勾通，是一种生态的哲学人学。
1.天人相通。
所谓天人相通，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与人不是根本对立的，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天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天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而无二。
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
”（《语录·十八》）这种天人相通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贯通开来，其实质是要说明和论证宇宙之根本乃是人伦道德之最高准则，道德原则乃是宇宙根本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宇宙之理也就是人伦日用之理。
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根本的体现。
2.天人协调。
中国文化不仅讲人与万物一体的道理，而且更强调热爱自然、与自然心心相应、同气相感，强调在行动上要促使各种生命的蓬勃发展。
《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右民。
”《系辞》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地而无违，后天地而奉时。
”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思想，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血脉相连、痛痒相关的生命整体，把人与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赞天地之化育。
在中国文化中，人在自然界的作用就是“参赞化育”。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中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自然界是伟大的，但自然界的伟大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但自然界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
由于人能够推致而实现其诚性，认识到天地化育之道，因此能承担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三、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
中华民族历经多种变故，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
这种生命活力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
1.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秦伯》）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滕文公下》）把自觉为国家民族承受苦难，作为担当大任的条件。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
”（《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文集·性理拾遗》）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这既是一种宇宙情怀，也是一种德理性，更是一种文化自觉。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之有责焉”（《顾夷武·日知录》）更是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
2.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
中国文化强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生态度，把困难、挫折、痛苦作为人生的财富，把坚贞不屈、不畏艰险、不惧挫折、奋斗不息作为精神追求。
正是这种民族文化，锻造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3.人能弘道的入世精神。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论语．里仁第四》）为仁由己的人生态度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培育有重要影响。
孟子的“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朱熹的“实用其力”，“无不可至”（《四书集注》）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读通鉴论·卷二四》）都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积极进取，就能有所作为。
四、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中华民族历来有“见危授命”、“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面前，从来不乏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表现出大义凛然的高尚气节和情操。
1.不为权势、财富所动。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特别强调“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荣辱》）主张以道德情感来抑制其个人欲望，要求在“利”与“义”发生冲突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
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君子人格。
这既是是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原则，也是个人道德践履方面的重要内容。
2.临危赴难、勇于献身。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危难面前，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这才是高尚的人。
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生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
六、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中国文化主张“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俟以修身为本。
”（《大学》）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学而》）孟子强调“吾善养吾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