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03年12月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将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鉴于该司法解释设计人身损害赔偿种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笔者就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谈一些认识。

一、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是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的一种主要类型。

从法律关系角度看，人身损害赔偿体现为一种债的法律关系，即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解释》从权利保护范围、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赔偿法律关系的内容三个方面明确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赔偿请求权人以及诉讼请求的内容。

（一）关于权利保护范围，《解释》列举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三项具体人格权。

人格全市关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在抽象意义上被称为“一般人格权”，性质上是一种母权，是各种具体人格权所赖以衍生的上位权利。

具体人格权又称“人别人格权”，是立法上以排他的归属范畴予以确定和保护的特定人格利益，如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我国司法实践中所称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实际上是指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这几项具体人格权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

“人身损害”的“人身”，与民法理论上的“人身权”并非同一含义。

前者是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客体，后者则是“人格权”、“身份权”的集合与缩略。

习惯上，人们通常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称之为“人身权”，而将“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称之为“人格权”。

但在理论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通常被称之为“物质性人格权”；而“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则被称之为“精神性人格权”。

无论物质性人格权还是精神性人格权，本质上都是人格权，与身份权相对，与财产权更为迥然有别。

因此对司法解释中的生命、健康、身体权，理论上应当从人格权的意义来把握。

(二)关于赔偿权利人又称赔偿请求权人，是指基于损害事实，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受害人。

赔偿权利人包括：1、直接受害人，即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

直接受害人原则上应为赔偿权利人，但按照损害后果的形态划分，直接受害人包括生命受侵害的受害人以及身体、健康受侵害的受害人。

生命受侵害的受害人死亡为成立要件。

死亡结果导致受害人权利主体资格消灭，不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死亡受害人亦非赔偿权利人，不能就其生命权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

立法上所认可的死亡赔偿，赔偿确立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应当是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继承人）以及被抚养人。

当然，在受害人因伤致死的情形，其因抢救治疗支出医药费或者因武功减少收入，受害人本人就是赔偿权利人；受害人虽最终不治身亡，其就抢救治疗所发生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为其继承人所继承。

但应区别的是，此时其作为赔偿权利人，是就其身体权受侵害主张权利，而非就生命权受侵害主张权利。

此外，其精神损害抚慰尽的请求权，因其又人身专属的性质，除已依契约承诺或者已起诉的外，不得继承。

2、间接受害人，是指侵害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以外因法律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媒介作用受到损害的人。

在不法侵害他人致死的情形，被害人即已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中止，固无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言，惟其死亡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甚大，故被害人以外之人受到损害的，亦得请求赔偿，符合情理。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法律所保护的间接受害人，不仅包括死亡受害人的尽亲属以及其生前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而且还包括残疾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

为出生的胎儿是否享有赔偿请求权的问题，《解释》未涉及。

传统的民法理论不承认未出生胎儿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权利人。

对未出生胎儿的损害，视为其母亲的身体所受损害，仅由胎儿的母亲享有赔偿请求权。

现代民法理论肯定胎儿享有权利能力，但对其性质则有两种学说：其一，为附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出生前即已取得权利能力，但将来如系死产时，则溯及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其二是附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需待出生后，始溯及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

两说在实务上的区别，依前说则胎儿因他人故意或者过失行为遭受损害，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可由胎儿的父母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请求损害赔偿。

胎儿出生后为死产的，其父母应依不当得利规定，返还以胎儿名义受领的损害赔偿；依后说则认为须待胎儿出生后不即死亡的，方能就其为出生前所受侵害形式赔偿请求权。

未出生之前，将来是否死产无从悬揣，其父母亦不能以法定代理人身份请求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未就胎儿的人身权益保护问题做出规定，理论上也未形成有影响的学说。

参考上述学说，笔者倾向于采取附解除条件说。

理由是胎儿身体或身体受侵害往往与其母亲遭受人身损害相联系，采取附解除条件说可以对基于同一侵害事实造成的人身损害合并进行审理，有利于胎儿出生后及时得到救济，符合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

（三）关于赔偿义务人。

赔偿义务人是指对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的损害事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赔偿义务人包括以下情形：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因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

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1、承担自己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因故意、过失侵害他人生命、身体或者健康的，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即加害人就是赔偿义务人，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相一致。

2、承担替代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替代责任，即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其较为典型的适用领域的雇主责任领域；此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就未成年人之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其性质上也是一种替代责任。

替代责任，改变了传统的过错归责责任，其主要根据在于公共政策，即危险分担的思想。

因为雇主的替代责任，危险可以通过责任保险乃至社会保险方式向社会分散。

就替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言，行为人的加害行为本身应当符合侵权构成要件，如系一般侵权行为，其主观上应有过错。

但就赔偿义务人而言，是其承担责任基于其与行为人的雇用关系或者监护关系。

此时赔偿义务人与行为人不一致。

3、因动物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动物致人损害，与因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发生原因不同，前者系属一种自然事实。

但理论上认为动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对方制动物致他人损害负有管理的义务。

发生损害事故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即为加害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作为赔偿义务人。

此时，赔偿义务人与加害人一致。

4、因物件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义务人。

物件，指建筑物、构筑物等土地上的工作的或者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使用支配下的任何财产。

物件致人损害是人身损害事故发生的一项重要原因，立法上通常由一般物件致人损害以及建筑物、构筑物等土地上工作物质人损害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我国立法未就物件致人损害做概括规定，而是具体规定了建筑物致人损害这义务简直人损害的特殊类型。

在责任承担上，一般采取过错推定确定民事责任。

此时，所有人管理人为加害人即赔偿义务人。

（四）关于诉讼请求的内容。

诉讼请求的内容就是对损害原填补，人身损害赔偿之损害，包括两个方面，及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

财产损失又称财产上损害，是指一切财产上不利之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

现有财产的积极减少，称为所受损失，或称积极损失；应增加的财产而未增加，称为所失利益或称消极利益。

具体内容由《解释》第17条关于赔偿范围的界定予以规定。

精神损害，民法理论上称为“非财产上损害”，相对与财产上而言，指没有直接财产内容或者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损害。

广义的非财产上损害，是指财产损害以外的其他一切形态的损害，包括生理、心理以及超出生理、心理范围的无形损害，如肉体痛苦、精神痛苦以及丧失即有的公众信誉等。

在此意义上的非财产上损害，不限于自然人的精神损害，法人商誉贬损，通常也包括在其中，被认为是一种无形损害。

狭义的观点认为，非财产上损害之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须以自然人生理和心理的感受性为基础，故其主体范围限于自然人，且不包括精神病人和植物人等心神丧失或者直觉丧失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解释》采取修正的狭义说，即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两个方面，前者为积极感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即积极的精神损害；后者未因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丧失生理、心理感受性的消极精神损害。

三、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共同侵权因承担连带责任，但未明确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和类型。

这在审判实践中造成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不一致，从而导致对当事人权益的司法保护趋于一致。

《解释》为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对涉及共同侵权的三个问题做出了具体解释。

（一）关于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理论上由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共同侵权以侵权人又共同的意思联络为必要，即主观上应当由共同故意，才能作为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理由是共同故意是承担连带责任得到的基础，也是将侵权与没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对责任承担者同样不公平。

客观说认为，行为具有关联共同性，即数人的加害人之间有意思联络为必要。

折衷说认为，共同侵权的成立。

应从朱、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主观上虽不以加害人由共同的意思联络为必要，但各加害人须均有过错，且过错的内容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客观方面须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关联共同性，且共同构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

据此，有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固属共同侵权；没有意思联络，但基于相同内容的过失或者基于相同内容的故意、过失之结合侵害同一受害人相同或者相近民事权利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

《解释》采纳了客观说的立场，同时在具体构成要件上参考折衷说做了进一步的界定。

根据《解释》的规定，共同侵权可以具体化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同故意致人损害。

此属典型的共同侵权，主观说、客观说均予认可。

2、过失致人损害。

“共同过失”支队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有认识上的共同性，但均由回避损害的自信。

早期的主观说以“必要的共谋”为要件，不认可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构成共同侵权。

但目前持主观说的学者一般认为共同侵权包括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

但“共同过失”之“共同”，是否以一定的“意思联络”为必要？即是否须有对“损害”认识之交流，或者秩序客观上应有共同的认识，交流与否在所不问？台湾学者王泽鉴在“共抬重物登高案”中持前说；食物中则有持后说的，如“相约在高速路上的赛车案”中，肇事司机虽与相约赛车的共同侵权人就在高速路上赛车有“相约”之意思联络，但对“损害”之认识即彼此有回避之自信并无信息交流，仅在客观上应有共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