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 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一）我在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里，提出了我对中国“现代化因素”产生于明后期的看法，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变迁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关系。

本文是从实证上分别探讨16、17 世纪我国的经济变迁、社会变迁、思想变迁。

经济方面，因为我已有一些论述，这里尽量从简。

这些现代化因素没能顺利发展，则是因为它没能引起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进入18 世纪，又受到各种“逆流”的冲击，到19 世纪才现起色。

一、16、17 世纪的经济变迁16、17 世纪我国商业有重大发展，若商路之广辟，商品流通的扩大，市镇勃兴，农村集市网络形成，大商人资本的兴起等，时贤均有精湛论证。

而这种发展是以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
业）的增长为基础的，亦有论证。

从而可以解释本时期和18 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合理的。

在本时期经济变动中，我以为属于新的、不可逆的变化堪作现代化因素者，约有六端。

（一）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其中山西、陕西商人原应北边开中纳粮而兴，性质特殊，应从弘治1492 年开中折色后之转化为买卖经营的“内商”算起。

这样，徽商、晋商、陕商三个最大商帮均形成于16 世纪早期，广东、福建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 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 世纪前叶1］。

众多商帮集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反映时代特征。

他们都是脱离封建束缚的自由商人，主要从事长途贩运，《代序》已言他们有类于16 世纪西欧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其作用亦如之。

最近的研究，总结出他们的活动有相当的社会效应，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益可看出他们在现代化因素中的先驱作用。

（二）工场
手工业的出现按比较严格的标准，在16 世纪，至少在苏、杭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铸造业、浙江崇德的榨油业以及江西铅山的造纸业中，已有10 人以上的工场手工业出现2］。

工场手工业为数甚微，但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形式，它发展迟缓，但是不可逆的。

它发展迟缓，恐怕主要是由于我国小农生产制度，而非市场需求不足。

明代棉代替麻成为平民衣被主要材料是经济上一大变革，棉布成为大商帮经营的仅次于粮、盐的第三位商品。

但棉纺织这个引发现代化最重要的产业，到19 世纪后叶才逐渐从小农经济中分离出来，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也在此后有巨大发展，在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3］。

（三）财政的货币化中华帝国的财政是大财政，不仅是公共收支，还具有资源调配、干预生产和流通的作用。

宋代财政已相当货币化，元代反复。

朱明建国，厉行实物主义，两税全部征实，乃至规定民田种植品种，令农民将税粮直接送交对口的军士。

正统初的1436 年南方少量税米改纳金花银，而实际赋役的货币化是在正德以后。

估计万历中期，包括地方财政，田赋已有40％—50％纳银，里甲、均徭纳银者可达2300 万两，钞关、盐课、匠役已全部或基本纳银4］。

万历前期的1581 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货币化成为不可逆趋势。

这时的货币化已非如宋以前之纳钱钞，而是白银化，我国确立贵金属本位，实在16 世纪。

（秦汉之金本位，史家疑之）（四）租佃制的演变我国实物地租由分成制向定额制演进，有利于佃农生产，但无质的改变。

16 世纪开始推行的押租制和永佃制，则有新的意义。

押租制是以佃权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为前提的，并常是加押减租，反映佃农以货币实力获得更多的自由
5］。

永佃制不仅使佃农有完备的经营自由，并可出卖田面，导致经营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这是颇具现代意义的。

它不仅提高经营者的效率，而且使出卖田面和所获得的小租，含有垫支资本报偿的意义，土地权力大为陵替了。

17 世纪以后，押租制和永佃制都有所推广，但也受到政治权力的阻碍，未能成为租佃的主要形式。

（五）雇工制的演变我国生产上的雇工历来对雇主有人身隶属关系。

万历前期1588 年的条例解放了短工，使他们在法律上与“凡人”处于平等地位。

200 年后，乾隆后期1788 年的条例才解放农业和商业雇佣的长工，给他们以人身自由。

但是在生活实践中，16 世纪中叶即有平等对待短工的事例，1588 年立法予以承认而已。

对长工，亦常是采取不立文契，不议年限等办法，逃避法律约束，18世纪尤多这种事例，1788 年条例予以承认而已。

（六）白银内流明廷厉行朝贡制度，禁止商舶入海，但民间海外走私贸易不止，以至被迫亦商亦盗。

嘉靖后闽、粤诸大外贸商帮形成，隆庆末的1567 年开放海禁。

这时，中国在对南洋、日本、英荷贸易中均属顺差，遂有大量白银内流。

谨慎的估计，16 世纪后叶和17 世纪前叶流入白银近1.5亿两，17 世纪后叶流入2600余万两。

扣除商人海外费用，海上损失和抵付中国金银出口，净流入不会少于1 亿两，而1亿两将使我国存银量增加三分之二。

6］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全新的因素，并延至18 世纪。

原来西欧的现代化，始于16 世纪的美洲
白银大量流入，并成直接动力之一。

这时我国工业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贸具有顺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 世纪初。

这时我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亦在世界先进之列。

又当时国力，建立强大舰队，与西、葡、荷、英争雄海上，并
无困难。

然明廷不此之图，只知罢市舶司，填平双屿港，烧毁出口大船，曰御倭寇。

进入清代，“逆流”更甚，禁海、迁边，远较明代严厉。

康熙中期的1684年开海禁，却禁止500 石以上船出口。

雍正年间1727 年停止南洋禁令，却不准前此逗留外洋华人回国。

乾隆盛世，盖愈盛世愈趋保守，停止恰克图贸易，限广州一口通商，拒绝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致英王书曰，“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种闭眼不看世界的统治者心态，实为国家现代化之大碍。

按《代序》所述现代化理论，经济上的发展必须引起制度上的革新以至政治上的变革，才能保证其持续发展。

16、17 世纪虽也有一些制度变迁，如财政、租佃、雇工制的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的或根本法(constitutional) 的变迁，旋逢清人入主，加强专制主义统治，连一个保障私有产权和债权的商法都未能出世，更不用说政治上的变革了。

但不是说现代化因素就此终止，上述各种变化都是不可逆的，只是在种种“逆流”下，步履维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