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占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千米，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城市化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人们特别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中国城乡，城乡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第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版图分布，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第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这篇《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系列评论》就中国城市化的原因、发展和特色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国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这也是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之一，即“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

据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为1.09，而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

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经济大国的比值则达到了4以上。

这表示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水平。

对于发达的美国来说，更多的人力资源都集中于“交易部门”，也代表着人口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

中国并没有忽视交易部门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开放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贸易代替了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所以工业化相对于城市化超前。

而城市化滞后则是由城市偏向导致的，是“维护城市”的偏向主导了体制与政策，才强力阻挠了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发倾向。

乡下人为什么要到城市里生活？农村的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镇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来的细化分工，“无意中”创造更多的收入是拉力。

不管是推力还是拉力，都是城市化的动力。

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

这就要提到“迁徙自由权”和“经济自由”。

“迁徙自由权”，这个曾经在“54宪法”中被写入的权利已经很难再实现。

人们是想去城市生活的，但由于受到国家的限制而产生了阻力。

“经济自由”则是城市化的根基。

从历史的结论来看，限制乃至消灭普通农民的经济自由，是形成“农民等级”的基础条件。

中国不支持“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压制了农民本来就不多的经济自由。

而结果就是把“农民阶级”变成了“农民等级”。

等级社会是不能推进城市化的。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到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城市化的微观基础。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中国扩大了经济自由，加快了城市化速度。

不过，近年来人们发现，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

感觉中国更加重视土地的城市化，这就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反而成了“反城市化”。

可以从各个层面看出，农民进城的权利和土地进城的权利都在成长，但是不平衡的。

就土地方面来讲，“城市土地国有化”“城市设立模式”以及“唯有国有土地才可市场化”共同铺就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基石。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宪法准则实践的后果，对城市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逻辑上，既然城市土地国有，那么改造城市的土地在法律上也属于国有，这对我国城市边界的扩张有着强劲推动力。

关于城市设立方面，批准设立城市的行政审批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这对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

另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对资源利用发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唯有国有土地才能合法进入市场流转。

政府掌控着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强的财政实力，推动了城市扩张。

“征地权”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把利剑。

“征地权”代表着一股“强制推进”的动力。

“征地权”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城镇化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经济基础。

现如今的中国将商业利益、金融力量、土地资源和政府的合法强制力结合在了一起，要开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