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定风波导语：上一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柳永，我们也知道，柳永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在词中所执着的那份“俗”气，使他不见容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从而无论是仕途还是人生都屡屡受挫。

但是，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曾经是柳永的一位忠实的“粉丝”。

苏轼经常会将自己的词跟柳永做比较，并向旁人征询意见，有一次在翰林院，苏轼又问身边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幕士：“我的词跟柳永比怎么样？”。

同学们以前学过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学过柳永的《雨霖铃》和《蝶恋花》，如果你们是那位幕士，你们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后来，这位幕士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chuo）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了之后，不由得哈哈大笑。

其实，这位幕士是非常巧妙的将柳永和苏轼两人在创作上的不同点生动而形象的表述了出来。

用我们后人的总结就是，柳永是婉约派，而苏轼则属于豪放派。

既然两者的词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异，那么，苏轼究竟从柳永处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看苏轼的词，会发现，他非常好的继承和发展了柳永在章法铺叙，景物描写，意象组合和题材开拓上所做的革新。

当然，苏轼的伟大之处则在善于汲取各方之长，在他的手中宋文、宋诗、宋词都到达了一个最高峰。

一、苏东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完美的人格模式（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今四川眉山）。

北宋时期的大文豪。

同学们中学时代学苏轼，一般都只去记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实这仅仅只代表了苏轼在散文方面的成就。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最杰出的大家之一，散文、诗、词、书、画均自成一派，并且具备非常高的造诣。

林语堂曾在自己的《苏东坡传》中这样形容苏轼：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

是士大夫。

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除了林语堂列举的这些，我们现在能知道的，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所创的“东坡肉”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道名菜。

（二）、“一肚子不入时宜”的好官苏东坡的词，我最喜欢《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苏轼写给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的，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写的凄婉动人，每每读来总有一种人鬼情未了之感。

苏东坡一生共取了三位妻子，王弗是发妻，十六岁嫁苏轼，二十七岁病逝；第二位夫人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比苏东坡小十一岁，她伴随苏东坡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最后一位夫人是他的侍妾王朝云，比他小二十六岁，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的红颜知己，也是最懂他心意的女子。

为什么说王朝云是最懂苏轼的女子呢？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说是有一天，苏轼吃饱饭，拍着肚皮慢慢走，然后问身边的丫鬟们：“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一个丫鬟很快回答：“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又一个丫头说：“满腹都是见识”，苏东坡同样还是摇头。

直到走到王朝云的面前，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

苏东坡一听啊，马上就捧腹大笑起来。

后来王朝云去世，苏东坡还亲自为她题写了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我觉得，用“不入时宜”来形容苏东坡真的是非常准确的，当然，这里的不入时宜并非贬义，而是一种对他人格个性的深切了解。

苏轼一生一共经历了四朝君主，分别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宗哲宗，跟柳永不受皇帝待见不同，这四位君主，尤其是仁宗、英宗、神宗都是非常赏识他的。

（见ppt）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一肚子的不入时宜”，苏轼的一生应该是一帆风顺，起码会跟他的弟弟苏辙一样，安逸、富足的过一生。

苏辙的个性比较恬淡，仕途顺畅，后来官至宰相，其间也受过一些波折，也是因为哥哥苏轼的牵连。

苏轼的“不入时宜”主要体现在他的仕途上，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轼入仕为官的四个阶段：1、转任地方苏轼首任官职是凤翔府判官。

三年后，苏轼即由凤翔来到中央任职，担任判官诰院。

在这段时间内，苏轼做的最“不合时宜”的事情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以后，重用一心要变法的王安石。

王安石和苏轼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此时，苏轼却站到了保守派的一边，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多次在朝廷上跟王安石进行辩论，令王安石很是下不了台。

苏轼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变法中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以及发现有一些官员利用变法谋求私利。

当时的王安石是宋神宗御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本来跟苏轼的私交就很好，按照常理，苏轼是不应该站到他的对立面。

但是苏轼恰好就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他的心中，看得最重的是国家的兴盛，其实这和王安石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忠君爱国，只不过在施政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后来王安石实在拿苏轼没办法，就干脆将他从中央赶了出去，让他去当地方官，一直多给他安排事情做，这样苏轼就无暇来干预王安石变法了。

36岁时苏轼首先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接下来被任命为密州太守，徐州知州、湖州知州等职。

在地方为官共八年。

苏轼做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在担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一直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

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中，苏轼让杭州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公立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立医院，还疏通的了盐道，修建了西湖，稳定了物价，并只身主持救济饥馑。

苏轼在杭州三年，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也使他深受杭州人民的爱戴。

2、乌台诗案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刚刚到任湖州太守三个月，就被朝廷拘捕下狱，命悬一线，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实际上就是一场“文字狱”，主要是苏轼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得罪了朝廷上以御史李定位代表的的一些奸佞小人，他们一直怀恨在心，想要伺机报复。

于是，这些人就找来了苏轼的几首诗，牵强附会、罗织罪名，四次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反对变法，对朝廷不满。

其实，宋神宗是非常欣赏苏轼的，一开始根本不想理会他们，但是经不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弹劾，就不得不下诏彻查。

本来呢，是想走个过场，但是御史台却极力想要置苏轼于死地，一共审讯了四十多天。

苏轼感到形势险恶，所以还写下了诀别诗赠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希望苏辙能够照顾他的家人。

后来，经过多方营救，加上神宗本来也根本没打算杀苏轼，所以苏轼被下狱，关押了130多天后，得以释放，但被贬为黄州做团练副史。

苏轼在黄州居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后被改派汝州，后来又允许他在常州居住。

这是苏轼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御史台又称为“柏台”、“乌台”，所以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这期间，苏轼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

东坡这一“自号”也是在黄州其间起的，因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官很小，俸禄也非常非常少，根本无法令苏轼养活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就在自己家附近东边的坡地上开垦出一片菜地，自己种粮种菜。

所以他就又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苏东坡”，其实也有种自嘲和自我调侃的意味。

3、东山再起1085年3月5日，哲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

5月6日苏轼被起用任登州知州七品，被调回中央先后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六品，1086年3月14日，升任中书舍人四品。

9月12日又升任翰林学士正三品。

先后任杭州、颖州、扬州以及定州知州。

这是苏轼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但是呢，此时苏轼那个“不合时宜”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罢相，变法失败。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占据了政治的中心。

原本反对变法，支持司马光的苏轼，此时却又站到了正当权的“保守派”的对面，坚决支持王安石的新法。

因为苏轼在任地方官和被贬黄州期间，看到了新法对于国家强盛所起的作用。

所以呢，苏轼又得罪了“保守派”，在这段时间里，苏轼一直都受到新旧两党对他的夹击，内心是很苦闷。

幸而此时有高太后对他的支持，所以仕途是比较顺畅的，也没有因为奸人的陷害而获罪。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苏轼为官，永远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一边，从不为自己的仕途和权势来考虑，这是非常可贵的。

4、晚年流放1093年，哲宗亲政，苏轼被贬广东英州，还未到达英州，就又被贬到广东惠州，后又被贬到海南儋（担）州。

1100年哲宗病逝，徽宗继位，在儋州生活三年的已经65岁的苏轼，渡海而回，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

就是在这样一种流放的过程中，苏轼仍然为当地做了很多好事，在惠州，他尽管自己很贫穷，也捐出自己的财物，并募集资金为百姓修桥。

（三）、旷达乐观的智者苏轼的一生，将中国传统的三大思想体系：儒、道、佛，很好地融于一身。

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从政，立志做一个经世济民的人物。

他又以释、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思想处置人生忧患，因而在任何逆境中都能随遇而安，不悲观，不颓唐，永远保持一种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这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生活非常艰难，甚至因为生活所迫，他还不得不亲自耕种。

这样的生活，对于一般的人，是想不通的，但是苏轼却很享受这样一种隐居的生活。

经过辛勤的耕种，他的地里喜获丰收，他还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在东坡种地，妻子在家里养蚕，生活虽然艰苦，却又不少乐趣，过得很快乐。

被贬惠州之后，因为惠州气候潮湿，疫病流行，瘴气很厉害，本来苏轼被贬到这里，是一次刻意的借刀杀人，他的敌人们是希望用恶劣的条件杀死年迈的苏轼。

苏轼刚到惠州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但一到惠州，发现这里自然风光非常好，便不那么难过了，还跟当地人学习酿酒，交朋结友。

惠州盛产荔枝，苏轼还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著名诗句。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依旧可以过得很快乐。

本来他是准备在惠州长住的，但是他的敌人看到他写的诗后，非常恼火，于是又让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把苏轼贬到了更偏远的儋州。

儋州当时根本还没有开化，比惠州的生活还要艰苦百倍。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艰苦啊，但苏轼还会宽慰自己说，还好，这里没有瘴气。

而且，更致命的是，这里还没有药，苏轼年老多病，却缺医少药。

然而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还风趣的说，我听说京城里很多人都丧生于医生之手，我这里既没医生也没药，所以我觉得非常庆幸。

二、《定风波》赏析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