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教育哲学理论1.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杜威的教育观与以往教育家的教育学说有所不同,他对于什么是教育的回答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持续不断的改造。
这也就是杜威对教育本质的概括。
本文试图从他关于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的社会生活目的以及教育的实践意义三个方面对他的教育哲学思想进行概括。
1.1 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的主体是人,所以教育目的的确定要首先以人为出发点,而学校和学科作为辅助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终,教育要使人学会生活,学会成长,以获得更多的教育。
1.1.1 儿童——教育的基础杜威提出这一论述,说明他所关注的重点是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连同个人(儿童) 生活之间的联系。
他认为教育属于生活的一部分,学校作为教育的机构,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
杜威认为,首先,校园生活要贴近儿童的活动特征。
学校要把儿童的生活作为学校制定各项标准的依据,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兴趣,校园应该是使儿童得到乐趣的乐园而不是囚笼;其次,学校生活应该与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相符,要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趋势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应脱离社会实际生活。
杜威对于儿童的关注,在他的理论思想中随处可见。
如他提出的游戏的教育方法,让儿童可以在快乐自由的氛围中学习特定的知识;又如,他提出依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来制定学科和教材,以期使教育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对儿童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使他们达到自然的健康的发展。
再比如,他提倡学生参与到学校的日常管理当中,学校规则的制定不仅是教育者和社会权威者的特权,作为受教育者这一教育的主体,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受教育的环境和管理提出意见。
总的来说,杜威关于教育目的确定的最初依据是儿童获得充分的、良好的发展。
杜威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重心的转移将是我们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改变,这既是一种变革,也是一种革命,这就如同哥白尼把整个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为太阳一样。
在这里,儿童就相当于是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以他们为中心来转动;儿童成为中心,教育措施也就围绕着他们组织开展起来。
”1.1.2 学校和学科——教育的工具杜威认为,一方面,学校和学科作为联结儿童和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不应当把学科看的太重,从而陷入从前教育的流弊之中。
他指出教育学的作用就在于指挥学校和学科联络儿童与社会两方面,使它成为过渡的桥或者摆渡船。
教育要把儿童、社会以及学校和学科这三者协调一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首先,要对社会有明确的观察和了解,对社会生活的知识可对于以让我们确定教育的目的;其次,对于儿童的心理学的掌握也是必不可少的;再次,教育者和教师要对介于儿童和社会之间的学校和学科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懂得各个学科的具体内容,还要懂得它们的具体意义,包括对于儿童的意义和对于社会的意义。
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教育者和教师才能够讲得教育。
他认为,学科很容易与儿童和社会独立,把学科独立,也就是把它与儿童实际生活相独立。
它的流弊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学科与生活相断绝,成为纸上的“假”的东西,在实际上不能应用;其次,由于学科不能实际应用,所以儿童对它们缺乏兴趣,视求学为痛苦的事;再次,社会与学科相脱离,在社会上是一种极不公平的表现。
“由于大部分人在做学问方面没有太多趣味,所以我们应该把学校的制度和教与新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具有教育的意义。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所以说教育是作为目的和手段发挥其作用的。
他不否认在教育中有些适当的特定的目的,因为无论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试图在教育过程中获得某种成功,但是不存在超越进一步教育这一最终的目的。
”另外,他指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必须为自己的活动确立目标,只有这样,教育经验才有连续性,即新的经验要建立在之前所取得的经验之上,经验自身才对学生有意义。
1.2 教育的社会生活目的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一文中曾提出教育过程有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两个目的。
这两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不然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基于此,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以及“学校即社会”这样两个论点。
前文简要分析了他的“教育即生活”这一方面的思想,这一节主要针对他的“学校即社会”,也就是关于教育的社会生活的目的进行简要的阐述。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育不是为了多培养一些学者或者是读书人,认为只要了解了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完事,而是要为社会培养出良好公民,对社会有所贡献。
学校要培养出这种良好公民,需要做到前文所提出的三步方法,即:让儿童有对社会尽义务的兴趣和愿望,而不是被迫的或者强制的;了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以及掌握相应的技能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达到这一社会目的的具体的方法,杜威在他的论述中有详尽的说明。
比如:第一,从语言文字入手,保存过去的成绩和经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中用”。
他提到自己非常喜欢中国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用白话做教科书的议案,这是教育的一大进步;第二,选择对于儿童有需要的社会的部分,譬如有利于儿童的环境和习惯等。
他认为,社会的改良有赖于学校,像警察、政治、法律等改良社会的工具有着很大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只有学校能够征服;第三,充分推广儿童的环境,让他们有应付环境的技能。
不单单是中国,世界各国都应该让儿童拥有世界的眼光,让他们了解异国的文化和习俗等,对各民族的了解逐渐加深,相互冲突的程度就会逐渐减小。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在学校中通过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来实现,这也就体现了他的学校即社会的基本论点。
此外,他还针对这一教育目的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学制的设定以及教材的选择等,这些具体的做法都是为了他所论述的教育的真正目的服务的。
材进行改良,使这些人能够感觉到教育带来的利益。
如果主张民治的教育(即民治国家的教育),就更应该对大多数人的教育给予关注,使一般的工人、匠人、农民等都能在民治国家和民治社会里尽一份责任。
”在当代社会,关于学科的另一种弊病是选择过多造成的知识和理论粗陋化。
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新兴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但是它们是否都应当作为学校的课程搬到教室、课堂里面来呢?杜威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指出:“现在教育界的最大坏处,就是见有一种新的学科,便以为非添加不足以趋时。
这实在是很蠢的妄想。
结果只成为一种很肤浅的皮毛学问。
”杜威论述了在学科繁多的时代应该如何选择与儿童的生活相联系的学科,即以儿童的切身环境为基础,从而根据他们的兴趣和需要来制定学科和教材。
而学校作为儿童成长与求学的场所,其组织、管理和生活都应当为儿童及教育的社会目的服务。
学校的生活,必须处处与社会生活相关联,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学校的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
杜威在讲演中提出使学校社会化的三步方法:首先,在情感方面,培养儿童对于社会的兴趣和感觉,意识到自身之外还有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其次,在知识方面,要给予他们关于社会所必需的知识;第三,要让他们养成实行(即实践)的习惯,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另外,要让儿童参与到学校的正式管理当中,使他们不仅懂得规则的意义,并且能够有意识的维持秩序,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真正守法的公民。
学校应当有试验的计划,对于办学、授课等方法随时随地进行试验,并且及时修正,互相交换意见等,形成一种有弹性的教育精神,即在精神上的统一。
1.2.1生活——教育的目的“杜威往往把教育等同于生长,生长成为他最重要的生物学隐喻之一。
”目前依旧有很多的人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工具,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未来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人,或者是过着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理想的生活的人。
但是杜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坚持认为,生长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他认为,生长与生长的方向性是不同的,生长是朝向多方面的生长,我们不能通过明确它的方向而把这个概念变得刻板和僵化。
杜威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认为生长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生长联结着进一步的生长。
很多人认为教育有着超越学生的兴趣的外在目的,但是杜威教育之外无目的,不能让学生的生活成为他们为得到未来的好处所做的系统的牺牲。
“他坚持认为,学生对于经验的保留,使他们更有兴趣和能力参1.2.2 教育的实践意义“从做中学”是杜威提出的另一个关于教育哲学的命题。
杜威认为,教育更为重要的还是回归到实际操作中去,在“游戏”和“做工”等一系列相关的教学活动中获得有关的学科知识。
他极为反对学生们静坐在教室里,恭敬的听老师们的授课,而是主张在各种有趣的活动中习得新知识,把握新的学习方法。
这样做的意义是:一方面,能够吸引学生们的兴趣来进行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他们锻炼了自身的应用知识的能力,能更好的掌握知识。
把教育应用到实践中去,这也恰恰是杜威所强调的从经验中学习。
他认为教育不应当是教师和社会强加给学生的机械的课堂讲授,而应该是让学生自己从相关学科的教学活动中积极发掘出新的经验,也正是每一次的新发现让他们不断进行着“经验的持续改造”,形成了自身的个性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从做中学”和“教育即生活”以及“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殊途同归,它们所表述的内容其实都是在强调让学生这一教育主体主动获取日常的教学知识,摆脱固有的课堂讲授法的束缚,活学活用,把习得的实用知识应用到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实现教育的社会生活目的。
对我国的影响除了美国之外,杜威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他访问讲学的国家中,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是最久的,他的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量也是最多的。
杜威是在 1919 年 4 月 30 日经他的学生胡适的邀请,来到中国讲学的。
在这之后的三天,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杜威亲眼目睹了学生们游行示威和抗议政府的场面,也亲历了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学生们的同情和支持。
这些都使他开始关注我国的国情,并且使他在中国的行程又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 1921 年 7 月 11 日,他才离开中国。
杜威的中国之行一共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
在华期间,他考察访问过很多省市,并且到各地进行讲演。
其中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最为系统。
他的讲演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有教育哲学的内容,还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等的讲演。
他的讲演内容在我国的学者和民众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国著名的教育大家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都曾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杜威的影响。
我国在 20 世纪前半叶产生和发展的平民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威的实验教育思想的影响,如陶行知就以杜威的实验教育为蓝本,在他所创办的学校里通过教育实验来发展新教育。
直到现在,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仍然被很多学者当做重要课题来研究。
我国的许多教育者在吸收和借鉴美国教育思想的同时,能够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教育进行创新改造,他们的艰苦探索体现出教育中国化的创新精神。